我在童年时，就有志学医。在医学院尚未毕业时就决定从事公共卫生即预防医学工作。毕业后历任各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职。抗战时曾在国民党卫生署工作数年。解放后在北京市从事卫生工作，“文革”后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至今。已垂垂老矣！
以上所述，只是表面上的过程，不都是详细的实情。我有志学医，并不是因为我对做医生、治病救人有志向，有抱负，而是因为当时我的家庭与社会境遇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找一个能不求人的职业。
1906年我出生于宁波一个书香家庭。幼年时，父母亡故，家道中落。当我在高小上学时，就是一个穷学生。家境虽然贫困，但我大哥（严子端先生)坚持让我升中学，并决定让我以后学医。其目的是让我找一个“我不求人，人来求我”的职业。所谓不求人，就是有职业，有专业技能，经济来源可靠，生活有保障，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可以维持平民的尊严。我大哥为人耿直，虽然品学兼优，但难免持才傲物，出言不让人。他虽有化工方面的专长，但必须因人成事，总是用非所学，时常失业，更多的时间是在中学教书。以他的个性，不求人的职业是合适的，因而他也认为对我是合适的。
1924年我从上海澄衷中学毕业，暑假时考入了协和医学院。当我进入协和医学院，则好像进入了另一个天地。该校在教学、科研及生活上设备的精良，学术空气的浓厚，教学上的严格，对学生注重培养自己观察、亲自操作做实验的能力，强调数量、质量、准确性，对学习有严格的合格标准，不合格的就被淘汰。
医学预科3年中，主要学习数理化与生物学。前者的学习使我了解到宇宙之无限大与物质构造的奥秘，这是一个前所未知的理知世界；后者的学习使我了解到亿万年来物种与人的起源与进化，这又是一个理知世界。对这两个理知世界的窥见与初步认识，会给每一个人以似乎是遗世出俗的诱惑与倾向，觉得自己更渺小了，使得人世间不求人的打算宛如浮云。医预科结束后，由于学习解剖学的单调与厌烦及我对理知世界的倾慕与向往，我曾想放弃学医，改学物理。不过，由于生活所面临的问题，终归我仍然是继续学医了。
在协和医学院学习，有股风气即是：1.学生必须认真学习，取得优秀成绩，这是光荣的，考卷不及格则被淘汰；2.学习的目的是做专家、教授、科学家；3.开业行医似乎不是目的，或只是次要的，因之毕业后开业行医者为数极少，多数则在临床科或基础科继续进修，成为专家教授。这股学风陶冶着我，把我原有的开业行医，可以不求人的打算似乎扫荡光了。
当我临毕业时，少年气盛，自高自大，并没有把行医谋生以及不求人的思想放在心上。古人有言：“平生之志不在温饱”，我虽从未说过，然心向往之，实则志大才疏。在选择医学专业时，自以为临床医学层对患者有益，但效率不高，对国家贡献不大。这是一个方面。
当时我国疾病流行，人民体弱早死，有“东亚病夫”之称。要改变这种情况，当然必须从预防着手，从各有关方面倡导推行各项卫生工作。兰安生教授的讲课是非常生动的。随着教课的进行，人们不仅学习卫生学所包括的学术与技术，也可以领会到推行卫生工作的步骤、轮廓与效果。我想象这较能迅速改变不卫生的情况，对国家的贡献较大，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较大的社会效益，似乎暗合自高自大的自我估计。这样，我就走上了预防医学与卫生工作的道路。今已50余年。
在协和上学就基本上决定了我一辈子在医务界工作，即以医为业。这个以医为业，过去指的是开业行医，即以医术治疗病人。从前称颂医生为良医良相，仁术济世；现在则以医学为人民服务，心安理得，生活无忧。普通人总得有个职业，医学是个好职业。当然，我不求人，人来求我，是旧社会的所谓的清高思想，如果作为现代社会上的主导思想那必然是错误的。人类社会是所有人各尽其能，互相合作，互相依存，根本不可能有完全不求人的人。为人民服务是正确的优秀的思想。
记得在抗战时，我在成都中大医学院任教，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单靠教授的工作不能维持生活，还得在一个单位兼职诊病，以其收入弥补不足。当时自叹，还是治疗医学好，预防医学商品价值低。当然，那是战时，是非常时期，但无论如何，从谋生方面来讲，预防医学确不如治疗医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在北京市担任卫生工作，终于使我长期学习的预防医学专长得以施展，实现了我的抱负。我已另有一文叙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将在北京市解放40周年纪念刊上登出，兹不赘述。
1949年12月当我在北京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被选为市政委员时，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刊出报道，并附有照片及简历，当我的大哥看到这个报道时，他是比我还要欣喜。这表明他为我安排学医，从而走上预防医学的道路是正确的。
古人有言，“行年50，而知49年之非”。“文革”时，在“牛棚”中，牛棚无异于反省院，忧愤促反省，时常子夜就醒，辗转不寐，我判定我从社会所得的多，而我所做的贡献却微小，引以为愧！这是我时常强调客观环境，而主观努力少的结果。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已晚矣，愿后来者幸勿河汉斯言！
（本文载于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88年第22卷第5期第295－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