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9日，开云app体育 社会学系正式恢复重建，到今年已经40周年。重建以来，在党和国家办学方针和学校党政的指引下，在全系几代师生的努力下，社会学由一个重起炉灶的边缘小系成长为无愧于开云app体育 名誉的重要学科。在第四轮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北大社会学名列A+，是全国社会学仅有的两家A+机构之一；在2021年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大社会学名列21位，连续超过了香港大学、东京大学而在亚洲名列第二，说明了北大社会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跻身于世界一流学科行列。

北大社会学40年，建立了一流而完备的学科体系。到2022年，北大社会学系拥有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6个二级学科；社会学、社会工作和人类学3个本科学位授予点；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女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6个硕士学位授予点；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3个博士学位授予点。40年共授予学士学位1664名、硕士学位1642名、博士学位401名，学位总数3707名。社会学系拥有一个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一个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12个研究中心，主办《社会理论学报》《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等多份研究期刊；社会学的图书馆也由一个小资料室成为一个藏书10万册、藏书量和借阅量名列北大前茅、极受北大同学喜爱的专业图书馆。社会学系现有在职专任教师41名，其中“教育部新世纪人才”5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名、“长江学者青年学者”3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1名、“青年拔尖人才”1名，拥有国家级人才称号的人数占专任教师的25%，在全国社会学界的比例最为突出，是一个人才荟萃、名师云集的社会学系。

北大社会学系

北大社会学40年，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广泛多元的人才。我们统计了约3000名毕业系友的信息，占系友总数约80%。这些系友现在遍布五大洲24个国家和地区，从事的职业涵盖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所有行业，除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官员、企业家外，还包括颇有成就的摄影师、时尚设计师，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概括而言，在行政机关的超过20%，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超过30%，在企业工作约40%。社会学的毕业生中以高校任教和从事科学研究为最多，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有429人，其中有91人是教授、研究员，13人是专业或学科负责人。以1983年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为例，其中有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的王卫民，有著名企业家李国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沈红，还有献身公益事业、创办田字格教育公益组织、在贵州深山中任小学校长的肖诗坚。肖诗坚已经当了5年校长，常年吃住在学校，执着地践行其乡土教育的理念。她扎根田野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精神，与社会学系的人才培养理念紧密呼应。系友们在各行各业都有突出的成就，充分体现了北大社会学服务社会、经世致用的办学精神。

北大社会学40年，产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社会学系的老师共出版专著302部、编著257部、译著110部、教材74部，平均每年有近20部著作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层出不穷，社会学系的师生在社会学的3个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上共发表论文385篇，平均每年近10篇。社会学系的老师也积极参与国家设立的科研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以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等纵向课题总计209项，平均每年5项。40年中累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共19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7项。

北大社会学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几代社会学人薪火相传、砥砺奋进的结果，得益于百年积淀的学术传统。早在1916年，严复先生担任首任开云app体育 校长期间，他的学生康宝忠先生在北大开设了第一门社会学课程，是北大社会学的开端。1922年，也就是一百年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式成立，与开云app体育 共同构筑了北大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基石。

社会学初入中国，是以“社会调查运动”的方式为中国社会所熟悉，这场运动的先驱人物就是北大社会学的领路人陶孟和先生，他的北京人力车夫状况调查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社会调查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兴盛一时，是与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现实与救亡图存的理念相契合的，这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品格。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先生任社会学系主任期间，主张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学习和借鉴当时西方社会学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真正把社会调查变成社会研究。他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与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来燕京讲学，与费孝通、林耀华等众位同事和学生一起，以北平郊区的村庄为试验场所，发展出了有别于社会调查的“社区研究”，创立了民国社会学史上声誉卓著的“燕京学派”。

费孝通夫妇与潘光旦、吴文藻

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以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为指导，吴文藻先生却将“社区研究”称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开端。社区研究专注于有着明确边界的社区和村庄，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把物质、制度、组织和文化都包含在研究范围之内，并将社区的历史也作为历时性的“现实”包含其中；不满足于描述社区的状态，而试图运用人文生态学和功能人类学理论来对社区中的现象进行解释，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西方先进的社会研究理念。社区研究之所以可以叫做“社会学中国化”，是因为其主旨在于“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把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工具和手段“熔入”到社区研究中，最终产出的是对中国现实的深入理解，也是为了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发展。费孝通先生后来将社区研究的方法论精神总结叫做“从实求知”。

在从实求知精神的指导下，燕京学派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展开了比社会调查派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在抗战期间的西南地区。这个时期社区研究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领导的“魁阁”研究团队，包括他的燕大同学李安宅、林耀华等人，在田野中以研究实践指导一批更年轻的社会学家，产出了以《云南三村》为代表的一大批学术著作，充分体现“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的学术理念，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费先生的名著《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就可以看作是社区研究成果的理论结晶，也代表了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的最高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全国的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开云app体育 ，此后社会学学科在1952年被取消。1982年，经过了30年的停顿期后，社会学系在开云app体育 恢复重建。恢复重建主要依靠的是老北大和老燕大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和袁方先生等人的努力。重建初期的社会学系，老先生带年轻教师和青年学生，正所谓“老的老小的小”，而老少之间交流顺畅，也初步形成了“没大没小”“小系大家”的风气。在这个时期，两代人之间全力传承的就是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传统，老先生们将其称为“田野调查”。

费孝通与袁方

北大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相比，在范围上有所拓展。社区研究更接近于人类学的“蹲点调查”，而田野调查还包含了具有特定主题和研究目的的实地研究，这其中既包含了在不同地区持续展开的比较研究，也包含了在同一地区就同一主题展开的案例研究。前者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在八九十年代身体力行的“行行重行行”，他称之为“类型比较法”，这也是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题中之义。后者的典型代表是90年代由北大社会学的第二代学者马戎、王汉生、刘世定等多位老师在山东和苏南展开的乡镇企业调查研究。再加上社会学和人类学师生持续不断的定点、驻村民族志研究，田野调查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上都承接并拓展了社区研究的传统，也塑造了北大社会学的基本气质。

北大社会学也继承了燕京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勤奋的学习精神，涵化中外学术的各家各派。北大社会学系是国内拥有理论社会学家最多、翻译社会学理论著作最多、理论社会学课程选课人数最多的教学科研机构，社会学系的师生队伍里学问弘富、识见高远的人才层出不穷；北大社会学系也是探索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最为积极的教学科研机构，90年代初即开设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班”，并开展了边区研究和家庭研究的大型问卷调查，进入新世纪后，又主持了包括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同时在技术社会学和计算社会科学方面也领跑于社会学界，社会学系的师生队伍里持论精严、算法高明的人才层出不穷。此外，在王思斌老师的主持下，社会学系率先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承续着社会学服务社会的理念；在城乡、民族、家庭、劳动、人口、性别等经验领域，社会学系也都有著名的专家学者和领军人物，充分体现了开云app体育 “兼容并包”的学风，也正如燕京学派一样，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教学和研究不但没有变成“社会学中国化”的阻力，反而使得北大社会学的中国社会研究如虎添翼，产出了大量具有浓厚中国文化气息的学术成果与身负家国情怀的杰出人才，这还是得益于北大和燕京的学术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几代社会学人的不懈努力。

从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到北大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一以贯之的是“从实求知”的精神旨趣。费孝通先生晚年的田野调查，往来奔波，不及黔突暖席，但他对同一主题的研究能够在行行复行中不断推向深入，这既得益于他社区研究的“整体”观方法以及早年所打下的理论功底，也更得益于他以现实为准绳的研究原则。在他对城乡发展的研究中，从苏州到温州，从苏北到西北，费先生一步步将人文生态学和功能人类学理论在实地研究中融会贯通，犹如百川灌海，得出了极具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研究结论，这就是他晚年倡导的“文化自觉”论。文化自觉的理论产生于田野调查这个“熔炉”，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合体”。这个“合体”与他早年用社区研究方法得出的理论如“差序格局”相比，其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更加“中国化”了。在文化自觉论中，差序格局由一个解释中国人比西方人自私的概念变成了一个解释中国人能够由此推己及人的阶梯和通道，最终将社会学研究与中国文明的核心问题连接在一起。在北大社会学的其他经验研究领域如城乡、民族、家庭、劳动等，也都显示出田野调查在融汇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杨善华老师是北大第二代社会学家中的理论研究者，长年讲授西方社会学理论，在90年代主持过中国家庭研究的大型抽样调查，在西方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研究团队持续20多年在河北平山县的一个村庄进行田野调查，展开燕京学派意义上的“社区研究”。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最终使得杨善华老师的团队得到了关于“社会底蕴”的理论，可以说是费先生“文化自觉”论的具体发展和延伸。

费孝通乘小船在吴江太湖查看当地养蟹状况

在深入持续的田野中触摸到社会心态和社会底蕴，就已经超越了田野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性而进入到社会形态学意义上的结构和文明层次，犹如从一花一叶中看到根深叶茂的构架和春去秋来的变迁。这是用鸿博阔大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去触摸、感受和探索一个个细微深沉、具有长久文明和历史积淀的小小社区的过程，是以汇聚中西学问的深厚功力在一个个小小社区中把握中国大地脉搏跃动的过程，“社会学中国化”不只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而就是这个过程本身。投入、展开和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严格的训练、高超的技艺和专注的精神品格，而这正是北大几代社会学人之间传承的主要内容。

社会学系第一届系主任袁方先生说：“抓住一点，锲而不舍，狠狠地钻下去，务求深透。”这是他从陈达先生处学习到的学问精髓，又言传身教地传给系里的第二代、第三代社会学人。社会学系在40年的教学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结合、以实践教育贯穿引领的道路，既重视经典理论和先进方法的传授，又重视田野调查的实践，一批批学生在读书期间就能够体会到如何通过田野调查来融会理论与方法的社会研究之道。这样的社会学，不仅仅是理论和方法的传授，也不仅仅是知识和观念的学习，而且是不断反省自己、理解他人，在人心交流中形成的中正平和的社会认识，追求“中和位育”，既能作育人才，又能服务国家和社会。

严复先生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他在《群学肄言》序言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当前的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当前的世界正处于文明触碰的节点上，社会学要在世变方激中“明既往、测方来”，就要将眼界扩展至国际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关注科技革命带来的崭新变化，将自己的根扎在博厚悠久的历史传统中，体察民物之彝，紧扣时代脉搏，书写属于中华文明的群学大义，使其辉光日新。（作者周飞舟，系北大社会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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