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面墙的木制书架

像深色的海潮，厚重深沉

千百枚书本

如珠如贝，闪耀璀璨

“您最喜欢的书房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自己的书房。”

室雅何须大，有书香足矣

此谓行者行于方寸之间的幸福感

他与书结缘

从此“不释卷、定终生”

本期“北大学者的书房”

让我们一起走进

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徐湘林的书房

笔底吞吐天下事

小屋笼尽济世心

与他相遇于这片书家桃源

感悟纸页之中的温度

品味方寸之间的浩瀚

书房需要有一种氛围

徐湘林书房里的书，大多按照年份摆放，主要分为三类，上课和写文章用的、专业书籍以及资料性文献。他喜欢把书房布置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并不介意多年积累的痕迹：杂乱或拥挤。即使需要收拾整理，也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布置。“书的摆放可以稍微杂乱一点，但‘可获得性’很重要。”

比起太高或太低的、带有玻璃门框的书柜架，徐湘林更喜欢开放性的书架：要看书时没有隔着一层玻璃，在感知上、在心理上，就会觉得自己离书很近。“书房需要有一种氛围，能够使人进入到一种读书的状态里。”

除了书架，桌面也是徐湘林藏书的一大“重地”。桌面上的书分为两类：一类是随时要用的书，教课、写文章所需的相关书籍，摆在桌面上方便随时翻看；一种是新书，暂时不知道怎么归类，就先“存”到桌上，也会随时翻阅。有时候桌面上同时摊开好几本书，桌子上会有些乱，但徐湘林不以为意：“我觉得那种乱，它不会引起你的烦躁，实则是乱中有序。”

徐湘林的书房里不仅有书，还有很多收藏品，包括他本人拍摄的照片、女儿学素描用的石膏大卫像，还有他去各地收集的小工艺品。“哪怕酒瓶子这样的小东西，有点历史感的，我都很喜欢。”

徐湘林认为，书不能当成摆设，书房里除了书之外，还应该有点感性的东西。书是理性的，但在理性之余，人们仍然需要感性，给自己在视野上带来一些灵感、一些冲动。

“人需要跟书在一起，但不能仅仅跟书在一起。”

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

徐湘林的书房里悬挂着许多由他本人拍摄的照片。因为儿子出生时想拍点照片留下纪念，于是从此入了摄影的“坑”。2002年，他购入了人生的第一个卡片机，开始通过摄影记录生活，观察社会。

“一开始是业余学学，后来发现摄影是观察社会的一个角度，应该用照片记录下来。”对徐湘林而言，摄影所注重的独特视角与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观察异曲同工。摄影，成为阅读社会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你拍的照片里得有故事”。徐湘林的摄影作品（他称之为习作）确实能给人一种故事感，让你特别想从中发现些什么。但他又说，摄影本质上是发现，需要不断地去突破前人已确定的形式和主题，“永远不要认为你观察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摄影也是创作，带有个人的主观情感和价值审视，也会主观上放大单一主题的意义。“比如说，构图为了突出主题会剔除各种淡化主题的‘多余’部分，这和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很类似。因此，需要对系统化了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保持警惕。”

徐湘林在讲课时一直强调，理论很重要，它会帮助我们了解表象后面的逻辑和规律，体察深层次的东西。但是理论也存在自身问题：过于理性化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出于人们的想象，缺乏自然界的实际验证。“理论只是个工具，这个工具好不好使，还必须到现实中间去检验，而这个检验就是贴近社会。”

因此，他认为，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走进社会，去观察去理解当事人的个人和社会情感与价值观、观察和理解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作为学者，他并不喜欢一直泡在书房，反而更喜欢到外面去跑：去到乡村、县里，跟不同的人聊天和访谈，得到一些真实感受和发现，回来再对理论进行验证和修改。

做社会观察和田野调查，时间、精力等各方面成本很高。如何掌握开放式、家常式的聊天方式，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谈，如何了解对方的说话习惯、关心他们的关切，这些都需要多层面的知识的支撑。“‘有效沟通’不仅是情商的问题，还涉及到你的知识的广度和结构。”

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在此殊途同归。

人文的东西会使人豁然开朗

从美国学成归来后，徐湘林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政治。“我在美国学了很多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政治分析等方面的知识。但我真正感兴趣的研究还是中国问题。不可否认这里面有本土人文关怀的一种情结，也有中国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学术追求。”

在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喜欢看法国等现实主义学派的文学作品，当年高考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没要我，所以阴差阳错学了政治学。”从这带有巧合性和宿命感的亲历出发，徐湘林对于“理性”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理性主义当然是需要去关注的思想和理论方法，它确实能帮我们去了解更深层次的问题。但是纯理性的东西，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使我们迷失。”人类社会是有情感、有温度的，完全靠理性，理解反而可能会出错：“所以一定要有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里头。”

徐湘林曾在美国受了很严格的学术训练，遣词造句都非常讲究、精致，但时间久了渐渐感到死板，“有时会想要突破，突破那种所谓的训练给你带来的约束。”

人文的东西，总会突然给人带来灵感，使人对某个问题豁然开朗。徐湘林不受于某个单独知识领域所约束，尽量丰富知识结构，兼顾专业与爱好，不断看书，不断自省，不断去探讨新的东西。

“虽然我的本行是做政治学，但我什么东西都看一点——对历史啊，经济学啊，社会学啊，甚至科技知识都保持一种好奇心。但也不排除主观意识导致的对观察事物的误判，所以还是要时刻保持警惕，所谓的客观性不是绝对的。”

在阅读和研究中始终保持一种批判性思维，是徐湘林的治学态度。

读书是不断修正的过程

谈及“是否有一本书对自己的世界观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一话题时，徐湘林笑了：“没有，一个人的世界观是被不断地形塑的。”但他提到了很喜欢的一本书：陈忠实的《白鹿原》。他认为《白鹿原》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寻根的现实主义作品，对改变自己观察中国现实问题的视角，从历史文化寻找渊源和理解有重要的影响。

“我原先留校教书是教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开始对我影响较大的书，大都是卢梭的作品。卢梭作为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哲学的始祖，其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后来去美国留学研修政治科学，学了很多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和方法。回国后，在研究中发现这些知识体系与中国的现实有差距，对一些中国问题缺乏解释力。后来，在本土化研究的尝试和努力中，恰恰是《白鹿原》这样一本文学作品给了我探讨中国历史文化渊源及其影响的激发。”

对于自身并未亲历的事情，所产生的判断实际上很浅薄的。真正经历过的当事者亲口回忆的东西，跟人们从历史书上、电影上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当积累了一些社会科学的认知、层层系统的理论与知识结构后，历史的“在场”被逐渐触摸到。对于历史想象性的感知误差，在读书过程中被不断修正。

对知识，对学问，徐湘林以书作舟，不断寻找新的起点。

读书要“有质”也要“有致”

“现在的书很多，但我总觉得有些书没什么价值。你怎么能辨别出有价值的书，就看怎么快速来判断这个书的品质，以及它所涉及的东西是不是你所需要的。我有很多书是别人送的，但自己买的书应该是自己想要看的。”

关于读书，徐湘林对广大学生的建议是：应当抱有目的，分出层次。

研究型的读书，应当首先从打基础开始，根据大学四年所选专业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通过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发现当下的短板，确认未来的研究发展，通过读书进行相关方面知识的积累，查漏补缺。到了研究生阶段，需要重新规划学习目标，去设置议题、去做研究了，这时读书的聚焦性更强，根据议题相关论证搜索相关文件，寻找用以支撑事实论述的素材，把读书和调查结合起来，意义更甚。

在学术研究之余，读书更要“有质”“有致”。纯消遣性的读书，例如读个诗集，可以用以调节生活。知识面当然越广越好，但需要把握一定限度，不能无限度地去看书。很多书的价值有限，要选择与自己的经历、兴趣有关的书目，在读书过程中培养读书的品味，好读书，读好书。

读书多的好处在于“储备”，“无用”亦“有用”。“在遇到某个问题的时候，有时会突然冒出来一些记忆：好像前两年有本什么书，谈到了这个问题，具体的内容也许记得不很清楚，但是你知道他在谈什么。再回头去找到那本书，恰恰是这本可能当时被忽略了的书，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再次发现了这本书的意义。这大概就是读书的过程吧。”

万个长松覆短墙，碧流深处读书房。徐湘林行于方寸，步履轻盈而坚定。

人物简介：

徐湘林，1982年于开云app体育 国际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求学，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回开云app体育 继续任教。现为开云app体育 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开云app体育 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