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尚君纂校的《唐五代诗全编》（下文简称《全编》）正式出版，可谓“一部书成天下惊”。学界称赞陈尚君“继往哲，开来学”，《全编》的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史学界的荣誉”。

《全编》并非清编《全唐诗》的“升级版”，陈尚君在重辑编纂时有一套全新、完整、严密的体系。尤其是针对清编《全唐诗》存在的误收漏收、诗人诗作重复等现象，他在充分吸收现当代学者唐诗考辨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唐诗辑佚和辨伪工作，确立了“让唐诗回到唐朝”的宗旨，努力还原唐诗累积形成的过程，基本解决了唐诗的初始面貌如何、通过哪些途径保存至今、在流通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在这些纷扰变化中还原唐诗的本来面目等学术问题。

唐诗名篇今非昔比

陈尚君在纂校《全编》过程中，对每一首唐诗在历代典籍中的保存和流传情况都进行过梳理，研究成果反映在书中，就是诗歌正文后所附的文献出处、本事记录和编者按语。借此可以发现，有些我们从小就开始吟诵、耳熟能详的唐诗名篇，诗题、正文被误传至今，已非作者创作时的初始面貌。

首先是诗题被误传者。这种现象在传世的唐诗中特别普遍，产生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比如，张继的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诗，现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题作《枫桥夜泊》，而且于宋初所编《文苑英华》中即为此题，但在影宋本《中兴间气集》中则题作《夜宿松江》。《中兴间气集》是唐人高仲武编成的一部当代诗选，离张继去世仅三五年，比《文苑英华》早200年。由此推断，《夜宿松江》更可能是诗人原题。

当然，诗题被改动、误传得最荒唐的，还要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此诗在南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中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公》，在宋本《河岳英灵集》卷上题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明代以后的诸多唐诗选本和清编《全唐诗》都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河岳英灵集》为李白同时代的盛唐人殷璠在天宝年间编选的一部当代诗选，今存宋本又最早，故《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应该接近诗人原题。而《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一诗题，缺少“留别”的对象，语句不通，但是因为《唐诗三百首》等通行文本的影响太大，遂以讹传讹，至今仍深入人心。

其次是诗歌正文被改动者，在传世的唐诗中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李白的《静夜思》，现在通行的唐诗选本和语文课本多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陈尚君在日本学者森濑寿三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溯源，认为原诗应作：“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而改动者有两部书，一是明人托名元著名诗人范德机的《木天禁语》，改作“忽见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起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是明李攀龙《唐诗选》，改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竟成为后来的通行文本。

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些唐诗名篇时，虽然仍可按照通行本去诵读、欣赏，但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作者原意，还是应该知道作品原貌。

唐代诗人严谨认真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唐代是一个盛产天才诗人、神童诗人的时代，这些神童和天才在作诗时，往往不假思索、一气呵成，诗成后也不用修改，即为佳作。如明清之际黄周星称赞李白“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今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也说李白“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其实，这都是对唐代那些天才诗人特别是李白创作过程的误解。

在辑校李白存诗时，陈尚君发现李白诗歌的不少异文，是由于作者自己的删改或增补而产生的，而从敦煌出土的伯二五六七号卷子（后文简称“敦煌本”）所存李白诗43首，应源于李白诗歌的早期传本。将敦煌本与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宋咸淳刻本《李翰林集》对比，我们可以知道李白对作品增删修改的一些情况。

据陈尚君研究，在敦煌本所存李白诗中，增删一句以上者有8首。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在敦煌本中与蜀刻本《月下独酌四首》其二（“天若不爱酒”）合为一首，题作《月下对饮独酌》，且正文缺“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四句，应是李白此诗的初稿。《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敦煌本与《又玄集》《唐文粹》皆作“横河断海之浮云”，应是较早之文本。《将进酒》“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几句，是明清通行文本。宋蜀刻本后二句作“进酒君莫停”，《李诗通》《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全唐诗》“进”前有“将”字，《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后一句作“杯莫停”，敦煌本与《河岳英灵集》《唐文粹》无此二句，知此二句为后补。“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敦煌本后句作“请君为我倾”，是我为你歌曲，你为我倾酒，可能更接近李白原诗。

比较有意思的是李白诗中对自己早年参加长安城中斗鸡徒群殴事件的两度叙述。《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是李白赠予旧友陆调的长诗，可能作于天宝六载（747）居金陵时。诗中有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斗鸡是开元年间纨绔子弟热衷的活动，李白初游长安时曾参与其中。在一次群体斗殴事件中，李白为恶徒所围，幸得陆调相救才得以免厄。但在宋蜀刻本、咸淳本此诗下，皆注有此诗的另一文本，对此事叙述更加详细：“我昔北门厄，摧如一枝蒿。有虎挟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来组织，呵吓相煎熬。君披万人丛，脱我如貔牢。此耻竟未刷，且食绥山桃。”陈尚君认为，《叙旧赠江阳宰陆调》如此删改，显示李白对最初文本中过于渲染自己之狼狈不堪，且涉及陆调之早年声誉与后来为政感到不满，因此有此改作。

当然，从《全编》提供同一首诗的各种版本异文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诗人自己反复修改留下的记录。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唐代的著名诗人中不仅杜甫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即便如李白，相传早年也曾三拟《文选》，可见学习态度极其认真，创作过程相当严谨。

唐代是诗歌的朝代

唐诗在当时的流传是学术界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但是要问唐代百姓中流传的究竟是哪些作品，哪位诗人的哪首作品被唐代人引用最多，大多数人包括一些专门研治唐诗的学者也未必能回答上来。陈尚君《全编》提供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不少人的认知。

据陈尚君研究，在唐代被人引用文本最多的一首诗，是中唐前期于鹄的《古挽歌三首》其三：“阴风吹黄蒿，挽歌渡秋水。车马却归城，孤坟月明里。”在今山西长治市域出土墓志盖中，此诗已经发现二十多例，语序、时令、景观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写。现存这么多文本，并非此诗有多么优秀，乃至家喻户晓，仅仅因为它是中唐至宋初泽潞石刻工匠手中刻在墓志盖上的一件标准文本，因为需求对象的不同，以及工匠实时记忆的差别，形成错落有致的各种近似文本。

《全编》还收录一批长沙窑瓷器题诗与敦煌发现的学郎诗，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情况。

在湖南长沙望城县铜官镇至石渚湖的唐代窑址出土的瓷器上，发现题诗总数超过一百多首。这些瓷器题诗的题材主要有饮酒、思乡、怀人等类别，其中劝善诗的数量比较多，如“东家种桃李，一半向西邻。幸有余光在，因何不与人”，是说邻里要和睦相处。再如“凡人莫偷盗，行坐饱酒食。不用说东西，汝亦自绦直”，教人莫偷盗，要做正直之人。这些题诗的原作者大多无考，但也有些作品可以看出是从文人诗改写过来的。如白居易的名篇《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长沙窑瓷器中有两个文本。其一云：“八月新丰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另一为：“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再如王维《终南别业》中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也出现在长沙窑瓷器题诗中：“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被硬性拼合，违和感太重。唐代一流诗人中，其实只有白居易、王维、刘长卿三人的作品被长沙窑题诗采据改写，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大家的作品，都没有进入这个圈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当时民间的影响远远不如现在。

20世纪初以来，从敦煌藏经洞、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写卷中发现的唐代少年儿童的习字杂抄、写经尾题诗，被学界称为学郎诗。这些作品反映了唐代西北地区学校的诗歌流传情况，可算是当时的校园文学。其中有反映学郎人生理想的，如“学郎身姓□，长大要人求。堆亏急学得，成人作都头”。诗抄在国家图书馆旧藏位六八《百行章》后，署“庚辰年正月十六日，净土寺学使郎邓保住写记述也”。从当时学郎诗的抄写格式看，这位姓邓的学郎未必是作者。还有感念父母养育之恩的，如“由由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少来学里坐，今日得成人”。此诗现存好几种文本，如中国书店藏永安寺学郎张宗之写本首句作“云云天上去”，末句作“长大得成人”，可见其在当时流行之广。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唐代学郎盼望放学、放假的诗。“竹林清郁郁，伯鸟取天飞。今朝是假日，且放学郎归”，是敦煌学郎的期盼。“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则是吐鲁番学郎卜天寿的心声。而且这首诗还出现在千里之外的长沙窑瓷器上，题为“竹林青付付，鸿雁向北飞，今日是假日，早放学郎归”。看来盼望老师不要拖课，早点放学，是古今学郎的共同心声。

唐诗创作之繁荣及在当时流传之广泛，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中国是诗的国度，唐代则为诗歌艺术达到巅峰的朝代，其时代风貌、文化风气，以及唐代文人社会的多元生态，在一首首唐诗中精彩呈现。

（作者：杜晓勤，系开云app体育 中文系教授，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24年8月31日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