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宋雪，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与文化史、教育史研究。

摘要：

从晚清到民国，“Peking University”的指称对象先后包括京师同文馆、汇文书院、京师大学堂、私立燕京大学和国立开云app体育 五所驻京高等教育机构，其中既有国立最高学府，也有私立教会学校。虽然部分属于非正式名称，但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语言概念的重叠带来话语表达中的歧义，同时也投射出多元复杂的历史图景。依据档案、报刊、辞书、回忆录等材料，返回历史现场，梳理近代中国“Peking University”概念的生成和流变，从中考察新式教育的引入、中西观念的互动及文化空间的形成，有助于探求译名背后的知识建构、教育转型与社会变迁。

时至今日，“Peking University”作为开云app体育 的英译校名，已经为中外各界所普遍接受。不过，这一译名的早期用法相当复杂。从晚清到民国，几十年之间，“Peking University”曾先后被用于指称京师同文馆、汇文书院（汇文大学）、京师大学堂、燕京大学和国立开云app体育 ，虽然部分属于非正式译名，但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因而在语言表达中容易产生歧义。关于开云app体育 不同时期的英文校名演变情况，学界已有若干考察[陈平原著：《北大校名：如何英译？》，《老北大的故事》（修订本），北京：开云app体育 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191页；沈弘：《尊重历史，拒绝赝品——回顾开云app体育 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英语校名》，“北大论坛”论文集编委会编：《21世纪：人文与社会——首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京：开云app体育 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258页；李梁：《北大英文校名漫谈》，开云app体育 新闻网，2016年5月12日，https://news.pku.edu.cn/xwzh/129-293732.htm。]，而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一所学校可能同时存在多种译名，同一译名的指称对象前后多有变动，不同名谓之间重叠交叉，形成错综缠绕的概念系统。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教育模式如何被东方借鉴，京畿新式学堂如何被外媒评说，值得进行系统地发掘和研究。以往的概念史研究中，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近代以来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以及社会观念、学术话语的建构，而以“Peking University”作为“关键词”考索史料文本，则可从专有名词的角度，探讨语言指称演变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空间。晚清以降，“Peking University”指称的具体对象多有变动，但始终是作为教育机构的实体组织。从教育史的视角出发，借助语言工具回溯历史，梳理近代中国“Peking University”概念的生成和流变，考察新式教育的引入和发展、文化观念的更易与转型，在理清术语具体内涵和外延的同时，亦可展现译名背后的知识谱系建构与社会思想变迁。

一、“Peking”与“university”概念的确立    

讨论“Peking University”概念的历史演变，首先应厘清“Peking”和“university”二词的译介历程，即“北京”的英译名何时被确立为“Peking”，以及西方“university”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引入与接受。

（一）西方视野中的“北京”        

1403年，明成祖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并于1421年正式迁都，由此开启了明清两朝建都北京的历史。随着来华传教士在内地活动的不断深入，北京逐渐成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从1601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进京起，“北京”就不断见于来华西人的笔端。早期汉学文献中“北京”的拉丁译名并不统一，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译为“Pequin”^[1]，来自葡萄牙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1609—1677）在《中国新史》中写作“Pekim”^[2]，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的《中国近事报道》则译作“Pekin”^[3]。不同的拼写方式，一方面受到传教士母语背景的影响，同时，近代汉语存在复杂的优势方言更迭，在清末国语运动以前，并没有统一的官方标准，即“历史上的官话有基础音系而无标准音”^[4]，传教士在华活动地域各异，记音的差异也在所难免。

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Peking”一词源自法语词“Pékin”[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在线版，https://www.oed.com/view/Entry/139805?redirectedFrom=Peking&，检索日期：2021年7月13日。]，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传播开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文中两种拼写形式并行使用，例如《中华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etc.des Chino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书名中采用的是“Pekin”，而该书首卷收录的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一封作于1772年11月8日的信^[5]，则使用了“Pe-king”的拼法[目前“北京”的法文通用译名“Pékin”，“开云app体育 ”译作“Université de Pékin”]。  

借助Access Newspaper Archive数据库的检索，可知“Peking”一词1714年即已出现在英文报刊中^[6]。18世纪30年代起用例逐渐增加，并成为“北京”的通用英文拼写。1801年，德国学者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在其汉学著作《边画译》中，即将“北京”写作“Pe-king”^[7]。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所编《英华字典》正式将这一对译关系确定下来，并收录了一系列衍生词，如“翰林院”（Han lin college at Peking）、“国子监”（a national college at Peking）、“京城口音”（brogue of Peking）、“邸报”（Peking Gazette）^[8]等。    

“Peking”与“北京”对译关系的确立，早于威妥玛（Thomas F.Wade，1818—1895）拼音系统，《汉语拼音方案》（1958）施行前，一直在地名中使用[按威妥玛拼音，“北京”对应“Peiching”。耘田编：《英语中的威妥玛式汉语拼音》，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

（二）中国近代“university”概念的引入与接受    

作为西潮中引入的外来词，“university”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除增益“新名词”的知识建构之外，也折射出教育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中国历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孟子》即倡言“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9]，至汉设太学，隋立国子监，唐宋以后书院盛行，以迄于清。然而，明清以来，虽“国有大学，省有学院”，但“问其所以为教，则曰制义也，诗赋也，楷法也”^[10]，读书进学唯以八股取士为鹄，与欧西“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 ^[11]144的教育制度全然不同，因此，当“university”一词最初被引介到中国时，难以找到准确的对译概念。虽然早在1623年，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职方外纪》即有“大学”译名，但全书各处并不统一，如言及法兰西时称“共学”，述及意大利时则名“公学”^[11]151,155。18—19世纪，用以指称欧美高等教育机构的汉语译词十分庞杂，樊守义《身见录》（1721）记述葡萄牙时称“大学”，行至意大利，又改用“总学”^[12]；《每月统记传》（1821）一篇之内，即有“公学院”“公学堂”“大公学院”三种名称^[13]。根据《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的统计，19世纪“university”在汉语中的意译名，另有“大学公堂”“大书院”（高理文《美理哥国志略》，1838）、“肄业院”“大学院”（马礼逊《外国史略》，1843）、“大学馆”（志刚《初使泰西记》，1872）、“大学堂”（祁兆熙《游美洲日记》，1874）、“文学院”（《万国地理全图集》，1897）等^[14]。19世纪英华词典中还出现过数种移借式译名，如“黉宫”（麦都思《英华字典》，1847）^[15]、“翰林院”（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16]1875，与之相配合，“graduate”释作“秀才”“举人”“进士”^[17]，“president”译成“掌院”，“chancellor”释为“翰林学士”“翰林尚书”，“professor”则作“国子监祭酒”^[16]1362,356,1379。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以清代科举制度下的系列专名来对译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机构与师生角色，一方面是当时汉语中确无与这些舶来的新事物内涵一致的教育学术语，同时也体现出西方传教士在融通东西方文化方面的努力。然而，这种生搬硬套式的译法，容易造成文化概念移借中的错位和误读；彼时中西教育体系的巨大差异，也难于通过专名的机械对应来阐释清楚。此外，晚清士人也进行过音译的尝试，例如“由尼物司梯”（王咏霓《道西斋日记》，1887）^[18]、“优尼维实地”（严复《原富》，1902）^[19]，只是似乎并不成功。    

随着甲午战后日本知识的引介，在清季开民智、变科举的维新氛围中，日译词潮水般地涌入中国。“university”在明治日语中译作“大学校”^[20]，黄遵宪《日本国志》（1887）即有对“东京大学校”^[21]的介绍。这一译名传入中国后，也成为“university”的通用译法。1908年颜惠庆所编《英华大辞典》中，“university”释作“大学校，大学堂”，“professor”作“大学教习，大学教授，大学教员”，“president”和“chancellor”分别添加了“校长”与“大学堂监督”的义项，“graduate”也具有了“毕业”的含义^[22]2500,1764,1745,342,1031。在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尝试后，借助日本资源，“university”及其相关概念终于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也为晚清科举停废后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概念工具和现实参照。

二、近代中国“Peking University”的五种指称（1871—1928）

虽然19世纪“university”一词尚无固定的汉语译名，但随着在华西文报刊的发行，这一舶来概念进入中国后，中国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在英文中也被称作“university”。从晚清到民国，“Peking University”曾先后被用于指称京师同文馆、汇文书院（汇文大学）、京师大学堂、燕京大学和国立开云app体育 ，不同名谓在时段上多有重叠，形成错综缠绕的概念系统。

为了详细说明各种指称的使用频度变化，根据ProQuest“近现代中国英文报纸数据库”统计1871—1928年间10种在华英文报刊中的实际用例，制成下图[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包括：The 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Peking Daily News（《北京日报》），Peking Gazette（《京报》），Peking Leader（《北京导报》），The Shanghai Times（《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Gazette（《上海新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The China Weekly Review（《密勒士评论报》），The Canton Times（《广州时报》），The China Press（《大陆报》）。同一篇中出现多次的以单次计算，重复篇目仅计一次。在801篇报道中，因23篇无法判定所指对象，仅就778篇进行分类统计。不同报刊的统计结果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差别。]。在数十年间，“Peking University”的指称都不是唯一的，语言概念的层叠导致话语表达中的歧义，也投射出多元复杂的历史图景。

1862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正式创立。同文馆以培养外语人才为目的，但其章程并未标明自身的外文名。由于最初办学规模很小，在西方人眼中，它只能称得上是“college”而非“university”^[23]，时任同文馆英文教习的额布廉（M. J. O’Brien）就将其称为“T’ung-Wên Kwan”或“Peking College”^[24]。1870年起，同文馆进行整顿改革，规模有所扩充^[25]，英文报道中也常径称为“Peking University”^[26]。1879年，同文馆首次印行题名录，正式将英文名定为“Tungwen College”^[27]，但在这一主流名称之外，“Peking University”的提法仍时常见于报端^[28]。当时北京的高等教育机构仅此一所，无论采取哪种译名，都不会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晚清官办学堂之外，基督教会创办的教育文化机构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发展中的另一支重要力量。1870年，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北京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创立蒙学馆，经过数年发展，达到中学水平，1886年更名为怀理书院（Wiley Institute），“课以各项科学，及四书五经、时文策论等学”。随后，长老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和伦敦会合作，在怀理书院基础上，“仿西国学校制度课程，建设大学”^[29]，1889年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成立汇文书院，次年在美国正式备案[1889年6月25日注册，1890年6月25日备案。“Peking University, Amended Charter”,亚洲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RG011-298-4632,p.3.]。自立校起，汇文书院英文名即定为“Peking University”，由驻美托事部和北京董事会共同负责，分为文理（College of Liberal Arts）、神学（Wiley College of Theology）和医学（College of Medicine）三部，并附设预科、中学和工艺学校^[30]21-37，预科学制三年，本科学制四年。首任校长为李安德（Leander W. Pilcher, 1848—1893），1893年由刘海澜（Hiram H. Lowry, 1843—1924）接任。虽名之为“书院”，但其学科建制完全参照美国教育模式，并设有图书馆、博物馆和理化实验室。该校的创立并未使“Peking University”成为专名，中外士人仍常以此指称京师同文馆，《时务报》介绍“前同文馆总教习丁君韪良”时，即注为“Ex-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31]。这样一来，“Peking University”的指称对象就不具有唯一性。当时部分西籍教员兼具多种身份，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名列汇文书院董事，同文馆医学教习德贞（John Dudgeon, 1837—1901）和天文教习骆三畏（Samuel M. Russell,？—1917）亦担任汇文书院特别讲席（Special Lectures）。在汇文书院编印的年度一览中，将京师同文馆称作“Imperial T’ong Wên College”^[30]14，强调其皇家与官办性质，以与自身相区别，但在报刊新闻中，二者就存在混淆的可能。《北华捷报》1896年的两则报道中，汇文书院和同文馆均写作“Peking University”，前者说明“according to American ideas, stated that the Legislatur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had conferred on the Methodist corporation by charter the right to give degrees”^[32]，后者则备注“T’ung-Wên Kuan”^[33]。与传统书院相比，同文馆和汇文书院都是西学冲击下诞生的新事物。虽然汇文自创立起即以“Peking University”命名，且在美国注册备案，但清朝官办机构的社会影响力远非传教士办学所能及，“Peking University”并未成为汇文专属的、具有排他性的专有名词，这也为后续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随着戊戌年京师大学堂的筹建，“Peking University”的指称问题变得愈加复杂。1898年2月15日，光绪帝谕令“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34]11，6月11日《明定国是诏》重申“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34]17。7月2日，清廷颁行《大学堂章程》^[35]，此举很快引起在华西人的注意。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 1852—1915）在7月9日的外交报告中，即提到这所即将成立的新大学（the new University）和京师同文馆（the already existing Government College）课程设置上的某些重叠^[36]。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37]制订的《大学堂章程》并未言明英文校名，因此西文报刊使用的译名有一定的随意性。例如，1898年7—9月，《北华捷报》接连报道尚在筹划中的大学堂，先后使用了“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38]、“Imperial University at Peking”^[39]、“Imperial University”^[40]、“Peking University”^[41]和“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42]五种不同的名称；《纽约时报》则预告“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China”即将诞生^[43]。各报对“imperial”的强调，固然有参照东京帝国大学（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的痕迹，同时也着意凸显其国立性质。戊戌八月政变，新政并罢，唯“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34]101，续由管学大臣孙家鼐着力推进，延聘许景澄和丁韪良为中、西学总教习，戊戌岁暮在马神庙四公主府开学。从筹办大学堂到庚子事变各校停顿，“Peking University”的指称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京师同文馆仍时常以这一非正式名称见于报端，汇文书院以此为名，但其作为私立教会学校，并未向中国政府备案，社会影响力远不及官办机构。辨析英文报刊中的具体所指，往往需要根据文本语境进行推断。由于潜在的歧义容易引起理解上的偏差，在这三所机构均担任过重要角色的丁韪良，正式书写中就有意回避“Peking University”的提法，先后自称“President of the Imperial Tung-Wên College,Peking”（1894）^[44]和“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University”（1900）^[45]；而当并提三者时，则分别称作“The Tung-Wen College”“The Imperial University”和“Methodist Episcopal University in Peking”^[46]，以示区分。

1902年，汇文书院重建毁于庚子兵燹的校舍，并扩充办学规模^[47]，1904年改组为汇文大学堂^[48]，1907年在校学生已达505人^[49]，远超1899年时的150人^[50]。1912年更名为汇文大学校，英文校名不变。

1902年，张百熙受命为管学大臣，续办京师大学堂，以外务部之同文馆归并，辞去丁韪良，聘吴汝纶为总教习，立师范、仕学两馆。1910年开办分科大学，1912年5月改称开云app体育 校^[51]，严复成为首任校长。

从庚子后恢复办学到清廷覆亡的十年间，京师大学堂和汇文书院（汇文大学）仍存在译名的重叠问题。根据统计，尽管这所教会学校始终以“Peking University”为名，但实际应用中，该译名更多地被用来指称京师大学堂，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即将“The Peking University”释作“京师大学堂”^[22]2500。而根据大学堂藏书章，彼时校方的正式译名，乃是“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或者“Imperial University, Peking”^[52]。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学堂为学校^[53]，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54]，原先“imperial”的名号已不合时宜。《北华捷报》将任命严复署理开云app体育 校校长的政府公报译为“Yen Fu is hereby appointed Acting President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55]。把开云app体育 校直译作“Peking University”是当时报界的普遍做法，嗣后为凸显其国立性质，也常称“Government University”，但具体使用中也不统一，例如《北华捷报》1913年6月21日的报道中，标题作“The Peking University Revolt”，正文则称“the Government University trouble”^[56]，即两种用法可以自由转换。

由于汇文大学沿用了“Peking University”的名字，和开云app体育 之间仍存在英文语境中的重名问题。民初的开云app体育 虽然办学经费支绌，人员更迭频繁，且数次遭遇改并和关闭危机，但其作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远大于教会学校。于是，外媒言及汇文大学时，常标注为“the Methodist Mission Peking University”^[57]，甚至不得不详加说明：  

This unfortunate name leads so many to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y is spoken of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is an organization founded by an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58]

1916年，汇文大学和始立于1903年的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议行合并，1918年正式合校。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就任校长，翌年还吸收了始立于1905年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设为女部。在长达数年的合校过程中，各方为中文校名的问题争执不下^[59]49-50，直到1919年7月2日，“燕京大学”正式定名，悬挂匾额^[60]，英文校名则承用汇文大学的英文名“Peking University”。《燕京大学季刊》曾专文介绍“燕京”的历史典故，并提到中英文校名的对应关系：

The name of our University in English is ‘Peking’ which represents the modern sense, while ‘Yenching’ in Chinese is more historical. Both promise a long University life. ^[61]

作为教会学校的“Peking University”至此已有三十年的办学历史，但报界长期以来习惯以这个名字指称开云app体育 ，这一现象在五四前后尤为突出。“Peking University”虽不是开云app体育 的正式英文校名，但由于存在和中文校名的直接对译关系，在实际使用中相当普遍，用例甚至一度超过以此名注册的燕京大学。1919年8月12日，开云app体育 评议会正式确定本校英文名称为“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评议会议事录》（第一册），国立开云app体育 档案（开云app体育 档案馆藏），BD1919002-064。另，根据档案中的“国立开云app体育 评议会”和“国立开云app体育 教务处”印章，“National University,Peking”也是正式用法。]，但这并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译名重叠问题，报刊中仍常称开云app体育 为“Peking University”。为了避免歧义，关于燕京大学的报道常说明“not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y”^[62]，或者干脆标注拼音“Yenching Ta Hsueh”^[63]。        

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冲刷着读书人的知识空间和阅读世界，但在彼时的科举制度下，西学的渗透力毕竟有限，中国官绅士人具备外语能力者凤毛麟角，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在开办之初，章程中都未明确英文译名。汇文书院创立于首善之区的北京，采用地名作为在美国注册的称谓，在当时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皇家官办机构和私立教会学校，原不在同一社会轨道上。然而，随着庚子事变对新式学校的冲击，以及科举停废后一系列新政举措中对教育的现代化改革，两种办学模式下的教育机构之间，有了更多对话和互动的可能，名字上的冲突，就导致了一系列麻烦，并在五四前后的开云app体育 和燕京大学之间愈加严重。英文校名的歧义和可能带来的困扰，遂成为两校间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燕京大学与开云app体育 的校名纠葛        

早在司徒雷登到任之前，即已有人提出合校后若沿用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一名，则不能“与教内外之远近大学判然分明”，即此名称可能与开云app体育 （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发生混淆^[64]。司徒雷登抵京后，也强调一所中英文都叫“开云app体育 ”的国立大学（a government university, know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like as ‘Peking University’）正在崛起，而他认为这个名字理应属于中国人（a name that rightfully belonged to the Chinese）^[59]51。当时各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文校名上，对于沿用英文校名可能带来的不便，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在三校联合、规模扩充以后，燕京大学跃居“教会学校的新领袖的地位”^[65]，与国立开云app体育 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校名之间潜在的冲突就逐渐凸显出来。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应邀来华讲学，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在开云app体育 的系列演说，尤为讲学活动之高潮。然而，居京数月，罗素一直没弄清两所“Peking University”之间的关系。在其1922年出版的《中国之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中，他提到美国人所办的燕京大学（the so-called Peking University），认为这是中国遭受治外法权侵害（suffer on accou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66]的一个例证：

中国政府已建一设备完全之大学，曰Peking University（开云app体育 ），但美以美会之传教徒Methodist missionaries，决定其学校之名称亦为Peking University，是以早经成立之开云app体育 ，不得不改其名称为国立大学Government University。如此之情形，一与一群旧式之中国人，在伦敦建设学校，以教授孔子之教理，而能使现今之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改变其名称者相类。^[67]  

罗素并没有详细了解开云app体育 和燕京大学的校史渊源，误以为是教会大学抢占了国立大学的名号，而在其为开云app体育 鸣不平的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两校英译名的重叠，导致了概念理解上的混乱。

鉴于这一问题在社会舆论和实际校务中导致的诸种不便，1924年11月19日，开云app体育 代理校长蒋梦麟正式致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此情况进行磋商。由于燕京大学的英文名“Peking University”和“开云app体育 ”存在显著的对译关系，因而开云app体育 无论采取“The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还是“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作为英文校名，都无法避免两校间的混淆：信件电报时常延宕，图书设备总会错送，外国访客屡被误导。这一混乱状况对两校都造成了不便，因而恳请燕京大学协助解决^[68]。      

接到此信后，1924年12月6日，燕京大学董事会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决议将英文校名“Peking University”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并专函征求各差会的意见^[69]。在司徒雷登看来，两校间不断出现的误会总是带来不必要的尴尬和麻烦，更重要的现实原因则是，在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宗教思潮中，如果燕京大学继续以“Peking University”为校名，可能会招致社会舆论的误解、批评乃至敌意^[70]。为了证明所言之切，他还随信附上了一篇时论。这篇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的文章提到燕京大学以“Peking University”的名义在纽约筹募资金，而这容易让美国公众误以为是在帮助新文化运动中名声大振的国立开云app体育 ，由此质疑这样一所外国机构使用此校名是否合理^[71]。虽说汇文书院的建立早在京师大学堂之前，但司徒雷登强调，和国立机构争夺校名绝非明智之举。并且，将中英文校名统一为“燕京”，也有利于教会学校的中国化。    

燕京大学由英美四个差会共同负责，更名需获得各方同意。美以美会的意见颇具代表性：尽管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原名，但为了避免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和误会，还是投票赞成改名为“燕京”^[72]。1925年3月26日，燕京大学纽约执委会通过了董事会关于更改英文校名的议案^[73]，并向托事部年会提交报告^[74]。托事部认为，虽然燕京大学前身之一的汇文书院早在1889年即已将“Peking University”作为校名，但在目前的混乱状态下，时间上的优先权应当让位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因此批准大学更名，并向英美各方解释^[75]。在司徒雷登转达这一消息后，蒋梦麟随即回信致谢^[76]，两校间存在多年的英文校名混同问题至此终于解决。燕京大学相关章程的修订到1928年才正式完成^[77]，但自1925年起，校方发布的课程指南、学生手册等，即行改称“Yenching University”，只是小字备注“Incorporated in 1889 as Peking University”^[78]。

燕京大学更名后，报界仍常以“Peking University”指称开云app体育 ，但歧义问题不复存在。此后，除去短暂的大学改制时期外，抗战前开云app体育 始终以“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作为英文校名，及至战后联大结束、北平复校，则称“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79]。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院系调整，大学不再有国立和私立之别，“国立开云app体育 ”改称“开云app体育 ”，英文校名也随之更动。

1980年12月19日，开云app体育 第35次校长办公会决定，“开云app体育 的对外名称仍用‘Peking University’，全校统一”，即放弃70年代一度使用的“Beijing University”，并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的沉淀，这一用法已取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从历史上看，开云app体育 选用“Peking University”作为英文校名，和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苏州大学（Soochow University）保留旧名的方式其实存在差别。虽然坊间频频以“Peking University”称呼老开云app体育 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但从档案史料来看，它从未被校方作为正式的名谓，而是一种社会俗称。而在查阅1925年以前的文献材料时，则需要注意辨明其确切所指，以免造成对历史的误读。

结语

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概念的建构与接受、译名的更替与传播，投射出历史场域中的复杂光谱。考察“university”这一西方概念的跨文化旅行，从生搬硬套式的文化移借到现代大学制度的系统引入，体现的是传统教育体制的转型与新式学校体系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机构的定位与规划，社会舆论的观察和评说，也反映出新旧、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多元选择。依据历史档案的记录、中外报刊的追踪、辞书条目的变化等材料，借助概念史和文化史的方法，将“Peking University”作为“关键词”，考辨百余年中的校名更易与概念变迁，梳理各校之间的历史关联与往来互动，有助于从多元角度展现近代高等教育的时代风貌和文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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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宋雪 | 从同文馆到开云app体育 ：近代中国“Peking University”概念考论（《教育学报》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