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大有着“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两弹一星”到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成功提取青蒿素到联合研制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北大科技工作者在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科研进展和科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稀土分离理论及其应用、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后来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等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持续引领时代进步、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当前北大正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北大新闻网特开设《初心•使命》专栏，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故事，以激励北大师生弘扬科学报国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时代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个人简介：王忠诚，生前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主持创建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和北京天坛医院，撰写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组织神经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率先在国内开展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攻克神经外科手术的一些世界性医学难题，提出四大神经外科理论；带领团队研制出国产导管、球囊栓塞等动脉瘤栓塞材料，填补我国相关医学领域空白。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被称为“万颅之魂”，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之一；他也是唯一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的中国人，保持着该领域多项世界纪录；从医60年，他已数不清曾开过多少颅，从死神手里抢救回了多少生命；有人说，他是“华佗再世”，也有人说，他现在能治的病，大概当年华佗也治不了。

他就是中国神经外科专家、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

王忠诚  （《人民画报》刘嵘 摄）

1998年1月，他曾作为封面人物接受本刊的专访。那一年，他73岁。

10年时间一晃而过。2008年，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是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本刊再次重访他，83岁的老人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办公室的白板上记着各种事务和日程安排。说起从事一生的事业，他皱着眉说：“当医生太不容易了，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习脑外科！”

初冬，在北京天坛公园东南侧的天坛医院里，操着各种口音的病人、家属熙来攘往。其中92%以上的患者来自外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患各种脑神经外科疑难杂症的病人，都慕名到此求医。

自1956年建院至今，这所医院见证了中国神经外科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如今，它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中心。它的筹建、发展和壮大，与王忠诚密不可分。而王忠诚之所以投身神经外科，缘于50多年前在朝鲜战场的特殊经历。

1925年，王忠诚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贫寒家庭，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母靠着摆地摊、卖杂货艰辛度日。家里的女孩都未能上学，男孩最多上到初中。但在王忠诚的坚决要求下，他靠着自己半工半读，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目睹过旧社会的腐败，亲历过日本侵占时期的悲惨，他原本的理想是学工科，希望以此强国，但考虑到经济状况，他最终选择了免学费的医学院。

1949年，从北平医学院（今开云app体育 医学院）毕业后，24岁的王忠诚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这太好了，终于有薪水了。”老人欢喜地回忆道。大学四年他靠着做家教、送煤球等，勉强撑了过来，冬天里穿的是好心的同学“借”给他的棉袄。两年后，作为业务骨干，他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边，在一片荒林雪野里，他们搭起土坯，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1951年，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在吉林洮南合影，王忠诚（三排右二）是其中一个医疗小组的组长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陷阵的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得好像昨天刚发生的事。那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一片空白，王忠诚和同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束手无策。

“觉得自己无能啊，很对不起他们。骨科、外科、内分泌科等我都能治，却治不了脑外伤。”回想起这段往事，王忠诚仍感痛心。当时，他就暗自立下誓言：“回国后，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习脑外科！”

王忠诚借助显微镜在进行脑部肿瘤切除手术

“豁出去了！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随之调到北京。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有一次，没有头颅标本，他和同事们只好一起夜里去乱坟岗挖没有立碑的坟墓。取回头骨，自行清洗消毒，再对照着研究神经解剖图谱。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们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

当时，中国能初部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头疼欲裂。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又经多年临床实践和不断完善，他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标志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至今未能恢复。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

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该奖每四年颁发一次，用于鼓励在国际神经外科界作出杰出贡献的医生

王忠诚与同事们一起讨论病例

“每个病例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1985年，他成功切除一例直径9厘米的巨大脑部动脉瘤，至今仍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直径最大的脑部动脉瘤。

王忠诚又试着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经过十几年攻关，王忠诚终于循序渐进地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随后，王忠诚又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脊髓内肿瘤进军。长期以来，这种病的治疗效果差，术后瘫痪多，往往“治不了聋又添哑”，国外几乎无人问津。王忠诚则创造了170例髓内肿瘤手术无一人死亡的奇迹。1995年，江苏省一个18岁男孩的脊髓内长了一个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的巨大肿瘤，侵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年逾古稀的王忠诚在手术台前奋战了整十个小时，肿瘤被成功剥离。这是世界上迄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脊髓内肿瘤，被国外同行誉为“惊动世界的世纪之作”。

“要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病人”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只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作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要多为病人着想，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病人。”

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康复病人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为医半个多世纪，救回了不计其数的原本已奄奄一息、半身不遂的病人。对此，他淡淡地说：“没什么，救死扶伤就是医生的天职。”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今天，随着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因动脉硬化等引起的脑神经外科发病率日益增多，脑血管病已和心血管病、癌症一起并称为现代人的“三大死亡杀手”。为此，除不断钻研医学技术外，王忠诚还耗费了大量心力推进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建设和完善。几十年来，在王忠诚和同事的努力下，中国创办了《中华神经外科杂志》，并组建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以北京天坛医院和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中国神经外科学院，尽可能地大量培养神经外科人才；近几年，还成立了“王忠诚优秀医学人才奖励基金”，用于支援偏远地区的神科外科建设。

如今，年过八旬的他已放下了手术刀，但王忠诚仍每天“朝十晚四”地按时上下班，参与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断。他说：“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太复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仍是微乎其微。当医生真正是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我希望抓紧晚年的时间，再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病人多解决点问题。”

原文转自《人民画报》（200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