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3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东亚视角”分论坛在开云app体育 中关新园科学报告厅举行。

论坛上半场由开云app体育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胜前主持。

王幼平、陈胜前主持‍

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遗址：意义、问题与建议

高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现代人起源的问题需要放在更大的整体人类起源框架下讨论，才能更具关联性。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证据寻找和多学科研究，目前国际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在数百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在大约距今200-180万年间早期人类走出非洲，扩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但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人类应该是在不同地区起源的。近些年，在中国发现几处被认为年代接近甚至超过距今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初期遗址，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骨制品”、“用火遗迹”等远古人类遗存，被少量研究者和一些媒体解读为挑战乃至推翻人类起源于非洲假说的证据。这些遗址包括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龙骨洞、广西百色么会洞、陕西蓝田上陈、山西芮城西侯度和河北阳原黑土沟等。这些遗址及相关材料的发现为研究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路线、人群属性及其迁徙扩散的能力与动因提供了重要线索，延长了华夏大地的历史轴线，对探讨东亚地区最初人类的来源、适应能力与生存方式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但这些遗址与材料也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与争议性，问题集中在人类化石与文化遗存的真实性和年代数据的准确性两个方面。

以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为例，该遗址发现于1998年，出土了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制品”及动物骨骼和象牙制作的“工具”，未见人类化石，而石制品及这些“骨角牙器”的人工性质存在争议。依据生物地层学，该遗址年代被认定为早更新世早期或更早，距今约200万年甚至可可能到距今250万年，但尚未正式发表古地磁测年数据。目前论述人字洞为古人类生活遗址的最大障碍是出土较完整的大型动物化石，包括剑齿虎这种食肉动物标本，这不符合典型人类遗址应以破碎的食草动物为主的特征。或许详细的对动物化石种类和破碎状态做分层研究能解决这个问题。而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最初被认为发现了非洲之外最早的人类化石和石器，然而后来吴新智院士等提出质疑，认为龙骨坡似人下颌实属猿类，最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石制品方面也存在一定争议，石料以石灰岩为主，判定时有模棱两可之处，人工性质不清晰。另外，龙骨洞、上陈、西侯度、黑土沟等遗址均在“文化遗存”人工性质或年代测定方面存在争议。年代方面，主要在于中国地区测年材料与方法的局限性，遗址地层常较浅，缺乏火山灰地层等精确的测年手段，导致年代数据存在争议。

此外，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约在距今200至180万年才迁出非洲，而这些遗址的年代都早于这一时段，给研究带来了挑战。面对争议不必回避，应展开讨论，争议有助于发现问题、明确前行的方向。未来应加强探索与发现，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和视角，进行精细的发掘和记录，开展多学科研究，多方法交叉验证测年，系统进行埋藏学研究，重视分析遗址形成原因，区分人工与非人工性质遗物，对文化遗存开展全面的研究。

高星进行报告

东北亚地区现代人扩散：基于石制品、骨骼及基因的故事

弗兰克·戈贝尔  Frank Goebel

美国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现代人起源及扩散这一课题现有的许多认识主要源于欧洲、西亚和非洲的考古学证据，许多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东亚的关注度不足，而近年来在西伯利亚、蒙古、中国、韩国和日本开展的多学科研究使东北亚地区在这一问题上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从古基因和古人类学的证据上看，在东北亚地区，现已有两个年代在4.6万年至4万年前的现代人基因组被发现，一个是西伯利亚西部的Ust'-Ishim遗址，另一个是北京附近的田园洞遗址。基因组学分析显示，这两个个体都属于现代人，与其他欧亚早期智人存在密切的遗传关系，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现代人在这一时期已出现在该地区。同时，考古学研究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UP）工业出现在这一地区的许多遗址中，包括阿尔泰山的Kara-Bom遗址、贝加尔湖地区的 Kamenka A遗址、Podzvonkaia遗址、Makarovo-4遗址和Varvarina Gora遗址，以及蒙古北部的Tolbor-4和Tolbor-16遗址。这些遗址保存完好，出土了许多石叶工具，如端刮器、边刮器、尖状器等，少数几件两面器。此外，还有骨制品、角制品和象牙制品，如钻、缝针和装饰品等，显示出当时人类的技术创新和艺术表达。他特别强调了这些遗址中丰富的动物遗存，包括大型哺乳动物如野牛、披毛犀、驯鹿、马等，以及小型毛皮动物如野兔、鼬和旱獭等，这些小型毛皮动物可能用于制作御寒衣物，反映了人类适应极端气候的能力。

贝加尔湖湖底沉积物的孢粉研究为这一事件提供了重要的环境背景。从分析结果上看，尽管从距今8至1.5万年前气候长期寒冷干燥，但在距今4.5至4万年前，孢粉记录显示针叶树花粉比例显著增加，代表了寒温带针叶林的扩张，这是更新世晚期的气候最佳期，与格陵兰冰芯记录的Dansgaard-Oeschger气候事件相对应。此外，根据米兰科维奇周期的轨道参数，这一时期地球的倾角和岁差也有利于气候变暖。另外，对贝加尔湖地区约50个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年代学研究，发现在4.6万年至4万年前遗址占据数目急剧增加，与孢粉研究中针叶林扩张的气候变暖时期相吻合。因此，这一时期异常温暖湿润的气候可能创造了新的生态窗口，促进了现代人的快速扩散。然而，气候并非唯一的推动因素。正如Dennell和Hurcombe在《第四纪环境与人类》所论述的，智人的延长成长阶段促进了想象力、创造力和发明能力的发展。田园洞遗址的穿鞋证据及日本远距离海上航行、弓箭及陷阱狩猎技术均体现了现代人的技术进步、创新及环境适应能力。尽管气候变化为智人的扩散提供了条件，但技术创新和文化发展也是关键因素。

弗兰克·戈贝尔进行报告

古DNA绘制旧石器时代晚期东亚人群演化图谱

付巧妹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科技手段对考古研究的帮助是巨大的，但反过来，考古也为解答关键的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早期文明等。通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包括考古学、人类学、生物信息学和遗传学的结合，能够更全面地揭示人类演化的历史。古DNA研究通过从考古遗存中提取、测序和分析人类古基因组，成为探索人类起源与演化等重要科学问题的强有力工具，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直接观察古代人类群体的遗传组成及相关变化。然而，在2017年以前，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古基因组仍是空白，使得该区域史前人类演化历史所知甚少。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付巧妹团队从中国地区古代人类骨骸和遗址沉积物中获得十余例距今10-1.1万年个体的基因组信息，相关分析得以揭示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丰富而独特的遗传多样性，并阐明相关祖源成分如何塑造了当今现代人的遗传构成和适应性特征。

报告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灭绝古人类与现代人之间的互动，二是现代人在不同时间阶段的演化。直到2020年以前，大多数人认为灭绝古人类丹尼索瓦人只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中有发现，但在青藏高原海拔3200米的白石崖溶洞的沉积物中，首次提取出了东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DNA，证实这些人群在10万年至4.5万年前曾长期生活于此。这些DNA与丹尼索瓦洞穴中晚期人群相关，对于研究丹尼索瓦人时空分布与迁移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研究发现丹尼索瓦人与现代人之间存在遗传交流，特别是西藏人群中与高原适应相关的EPAS1基因，显示出与丹尼索瓦人高度相似，这表明灭绝古人类对现代人适应高原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通过对青藏高原5000多年前的人群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古代人群主要受北方人群影响，未发现更多的丹尼索瓦人遗传成分，且EPAS1基因的频率较低，说明该基因在近期才受到强烈的正向选择。

末次冰盛期是研究现代人迁徙、分化及适应的重要阶段，在2017年以前，现代人演化古基因组研究已非常多，但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古人类基因组数据十分匮乏。通过开发高效的古核基因组捕获技术，成功获取了田园洞人等古代个体的基因组数据，发现田园洞人是遗传意义上的东亚人，且与古欧洲人、美洲人群内部的亚马逊人有特殊的遗传联系，揭示出东亚人群的多样性和遗传历史的复杂性。另一项研究关注黑龙江地区33000年至3000年前的人群，发现以田园洞人为代表的早期人群在末次盛冰期之前广泛分布，但在1.9万年之后，其特有的遗传成分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古北方人群。这些古北方人群对白令海峡、楚科奇以及美洲原住民都有直接的遗传影响。此外，东亚特有的适应基因EDAR不是在温暖潮湿的3万年前出现的，而是在末次盛冰期结束后，为了适应低紫外线环境，增加母乳中维生素D含量而受到选择。此外，关于东亚南北方人群的格局早在1.9万年前就已开始分化，在距今1.2万年前的福建奇和洞等遗址中发现了与现今南方人直接相关的遗传成分，挑战了传统的“两层假说”。研究表明，古代南方人群对现代南方人有直接的遗传贡献，并对南岛语族人群有重大影响。而距今1.1万年的广西隆林人的遗传成分表明，该人群是南北人群分化前的东亚南方另一古老支系，对现代人群没有影响。在广西地区，发现了多层人群的混合，早在农业传播之前，东亚和东南亚的人群就已有广泛的交流。

通过古DNA研究，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绘制了一个清晰的人类演化图谱，展示了东亚人群复杂的演化历史和人群交流。

付巧妹进行报告

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新进展

张晓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进驻并开发高海拔地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也是人类演化与生存能力发展的里程碑。极端的自然环境，即高海拔、寒冷的气候及有限的降水，导致动植物资源匮乏，基础生产力低下，无法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持人类生存。此外，低氧环境对人类的繁衍和生存也会带来巨大的压力。青藏高原在环境和生物演化上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被视为人类难以踏足的“生命禁区”。由于高原的隆升和地层的剥蚀，寻找原生地层中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非常困难，导致关于人类何时进入高原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提出“三段论”，认为人类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分阶段进入高原；也有人认为人类在全新世才开始在高原上长期生活。同时，遗传学家对现代藏族祖先进入高原的时间也有不同的推测，从6万年前、末次冰期之后到几千年前不等。针对现阶段研究状况，可总结出四个核心研究目标：人类最早登上青藏高原及其腹地的时间；人类在高原上规模化扩张的时间和路线；古代人群高原适应模式及生计方式的转变过程；不同技术人群的来源与交流迁徙历史。

过去十几年里，随着“考古中国”项目、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的支持，以及古DNA等新技术手段的引入，对高原人类活动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新旧研究成果，可以将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距今10万年以上的阶段，主要遗址分布在高原东部，也有少数在西部；二是距今4万至3万年的阶段，遗址数量较少；三是距今1.5万年以来的阶段，以细石叶技术人群为主，遗址数量最多。下面依次介绍三个阶段的研究进展。

第一阶段，重点介绍白石崖溶洞遗址，该遗址由陈发虎院士和张东菊教授团队发掘，提供了距今19万至3万年的人类活动证据。通过沉积物DNA、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研究，确认了丹尼索瓦人在高原上的存在，且有长期生活的迹象。白石崖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人类信息和石制品共存的证据，为其他缺乏人类化石但有石制品的遗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尺。除此之外，该阶段还包括甘肃的奖俊埠01遗址、四川的皮洛遗址、西藏邱桑手脚印遗迹和梅龙达普遗址。皮洛遗址展现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文化演变脉络，为研究高原的人类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邱桑手脚印遗迹尽管在年代和人工性质上存在争议，但附近正在发掘的遗址提供了旧石器时代明确的人类活动证据。另外，在阿里地区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中，发现了距今10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存，石制品和动物骨骼上的人工痕迹确凿无疑，这一发现挑战了人类仅从东部进入高原的观点，为研究人群分布、扩散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阶段目前已发表的遗址数量非常稀少，年代数据可信的遗址仅有尼阿底遗址。该遗址距今4-3万年，未发现人类化石遗存，出有石叶技术的石制品，被认为与现代人有关。从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通过最低成本路径模拟扩散路线，人群可能经过水洞沟从北方进入高原。然而，该遗址缺乏动物遗存，工具也较少，可能是一个石器制造场。另外，其他洞穴遗址尚未发现石叶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人类不是现代人，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三阶段，高原上目前已发现超过110处细石叶技术的遗址。这些遗址显示，约在1.5万年前，细石叶技术人群从华北进入高原东部，随后在1万年至1.1万年前迅速扩散到高原腹地，在9000年至8000年前到达高原西部，并可能出现了人群的回流。这一过程展示了人类技术和文化在高原上的传播和发展。总结而言，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高原上的人类活动似乎是断续的，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但也不排除人类自4万年前就持续在高原上生活的可能性。现代遗传学的证据对低海拔和高海拔人群的分离时间给出了不同的时间节点，从5万年前到2700年前不等，缺氧适应基因的正向选择时间也从1.8万年至7000年不等，因此无法仅凭这些数据确定人类在高原上的演化模式。未来仍需开展更多的考古研究工作，特别是对石制品的精细化研究。尽管现有的石核石片技术遗存较多，但区分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石制品仍是一个挑战，需要建立统一的测量标准和分析指标，以构建完整的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方便开展跨时空对比研究。虽然高原东、西、南、北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更需要我们精细化研究，以理解人类在这一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策略。

张晓凌进行报告

白石崖溶洞中晚更新世生存策略

张东菊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该遗址2019年之前发掘的地层可分为10个文化层，基于碳十四及光释光年代测定，由下至上为距今约19-3万年，存在一个相对连续的时间框架。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在整个地层序列中，动物组合主要以羊亚科为主，此外还有巨型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骨骼单元分布在各层较为一致，表明该遗址不同时段古人类搬运策略可能没有明显变化。骨骼表面人工痕迹的比例较高，啮齿类和食肉类改造比率低，在鸟类及旱獭骨骼上亦可见切割痕，这表明丹尼索瓦人是动物化石的主要聚集者。动物骨骼加工的证据表明，其肉类、骨髓和毛皮被开发利用，而骨头也被用作制作工具的原材料。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白石崖溶洞为丹尼索瓦人在高海拔环境中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生存场所，他们能够在此度过多个冰期和间冰期，适应环境变化。这项研究揭示了丹尼索瓦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策略，对理解人类演化、扩散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古人类的扩散、迁徙、演化以及对环境的适应，尤其是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是我们关注的重要课题。青藏高原作为全球平均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拥有丰富的考古证据，是研究人类高海拔适应的理想区域。考古学证据表明，目前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不早于MIS7时期。白石崖溶洞最新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人类活动最早可追溯至距今约19万年前，此前在洞穴发现的丹尼索瓦人下颌骨化石的测年结果为距今至少16万年，并在距今10万-4.5万年的多个地层中提取出丹尼索瓦人DNA。通过对遗址出土的2000多件动物骨骼进行传统动物考古学和古蛋白组学分析，发现了一件距今约4万年的丹尼索瓦人肋骨化石。这些发现表明，白石崖溶洞在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晚期，一直由丹尼索瓦人占据，且暂未发现其他人类活动的证据。因此，白石崖溶洞是目前青藏高原上古人类活动历史最为连续的遗址之一，且明确由丹尼索瓦人长期占据，对于研究丹尼索瓦人的行为及其在欧亚大陆东部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多样化和多变环境中的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该遗址2019年之前发掘的地层可分为10个文化层，基于碳十四及光释光年代测定，由下至上为距今约19-3万年，存在一个相对连续的时间框架。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在整个地层序列中，动物组合主要以羊亚科为主，此外还有巨型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骨骼单元分布在各层较为一致，表明该遗址不同时段古人类搬运策略可能没有明显变化。骨骼表面人工痕迹的比例较高，啮齿类和食肉类改造比率低，在鸟类及旱獭骨骼上亦可见切割痕，这表明丹尼索瓦人是动物化石的主要聚集者。动物骨骼加工的证据表明，其肉类、骨髓和毛皮被开发利用，而骨头也被用作制作工具的原材料。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白石崖溶洞为丹尼索瓦人在高海拔环境中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生存场所，他们能够在此度过多个冰期和间冰期，适应环境变化。这项研究揭示了丹尼索瓦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策略，对理解人类演化、扩散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张东菊进行报告

中国北方现代人扩散草原路线初探

李锋

开云app体育 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

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是学术界关注的关键科学问题。而现代人起源假说中，无论是认为现代人基因主要来自走出非洲的人群，还是强调各地区本地古老型人类基因的贡献，都不可忽视基因交流在现代人演化中的关键作用。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中，现代人与古老型人类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因此探讨人类的扩散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古DNA、考古学、古人类学、年代学等多方面的证据皆指示一条早期现代人横穿欧亚大陆北部的北方扩散路线。虽然这条扩散路线上的证据有待完善，尤其是中亚等广大区域相关考古发现仍有缺失，但东亚相关材料积累迅速，为我们理解现代人北方扩散路线的诸多细节提供了丰富素材。现有的考古学、古DNA和人类化石证据均表明，东北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可追溯至距今约4.5万年至4.7万年期间。早期现代人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一部分古人类被认为是灭绝的现代人群体，对今天人类的基因几乎没有贡献，而田园洞人虽处于欧亚大陆现代人东西部分离后，但对现代东亚人群的基因贡献也有限。这表明在距今5万-3万年之间，现代人群已出现复杂的分化和交流。

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UP）遗存与现代人行为有关，特别是在保加利亚等地发现了IUP遗存与现代人化石共存的情况，支持IUP代表了现代人一次重要的扩散。基于IUP遗存与现代人的联系，开展以下研究。针对现代人扩散到中国的北方路线，学者们提出了单路线和多路线假说。基于石器技术对比分析和GIS路径模拟，探讨IUP人群可能的扩散路线，发现可能存在从西伯利亚分别向东扩散的多条路线。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在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了10余处具有埋藏地层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主要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年代测定约在距今8万年至9万年之间，但未发现IUP特征的遗存。因此，推测IUP人群可能未经过河西走廊东部区域向东扩散。为进一步寻找证据，在蒙古东南部地区开展了调查，发现了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特征的石叶技术石制品，包括大石叶和扁脸石核，这些发现为IUP人群可能沿草原生态环境快速东扩提供了支持。另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也发现了可能与IUP相关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说明草原路线可能是现代人北方扩散的重要通道。

初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现代人很可能自西伯利亚、中亚等区域沿着草原地带迅速扩散到了中国北方，河西走廊地区可能并非IUP人群的主要扩散路径，但该地区对于讨论现代人前的古人群互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假设强调了草原生态环境对人类快速扩散的支持作用，也为理解早期现代人与古老型人类在中国北方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结论仍需更多的考古证据和深入研究来验证，未来的工作将继续聚焦于这些关键地区的调查和发掘，希望能为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研究贡献更多的实证资料。

李锋进行报告

上午场讨论

陈发虎院士指出上午的报告多集中在现代人扩散北方路线的讨论，那南方扩散路线的研究现状如何？这一问题引发了与会学者的思考和讨论。李锋研究员认为对于南方路线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近年在云南及湖南一些遗址中发现有预制特点的石制品遗存，但中国南方多数发现人类化石的遗址常缺乏考古遗存，通过考古学记录讨论南方路线仍有不小的挑战。李浩研究员进一步补充道，近些年在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面貌更接近于东南亚或南亚地区，与北亚、东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所区别，这可能代表着现代人扩散至东亚存在多个时间及路线，但南方路线的研究仍有待深入。继而学者们针对泥河湾盆地是否见有典型IUP遗存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王法岗研究员表示这一区域暂未见IUP文化遗存，虽近年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一些新的技术特征，如石制品上见有预制特点，然而这种行为变化背后的机制尚不明晰。陈发虎院士总结道，末次盛冰期时草原可能扩展至长江流域，占据不同生态位的人群可能因此发生交流，同区域不同海拔的地区因不同生态位不同也可能存在不同人群，同样可能发生复杂交融的情况，提示在当前的研究中要重视生态环境对人类扩散、融合和适应的影响。

对于美国在晚更新世晚期的石器技术面貌，Goebel教授介绍道，在美国南部及墨西哥北部发现的较早人类活动迹象仍有争议，即便是人工制品，也是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遗存，未见复杂技术。关于现代人扩散至美洲的问题，近些年研究者们在英属哥伦比亚及加拿大西部开展了许多工作，也许数年后对于这一问题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针对贝加尔湖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的问题，Goebel教授表示，目前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不足，一些遗址现有的年代数据存在问题，因而目前很难讨论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情况。

王社江研究员提出，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距今4万年左右为IUP文化遗存，而在第2地点距今3.5-2.8万年时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是否代表着两拨人群？彭菲副教授表示，从年代上看存在两种文化体，但很难从考古材料中直接识别出人群信息，人群的文化交流形式多样，可能存在吸收融合现象，目前难以从考古地层中剥离出高分辨率的人群信息。个人倾向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两波现代人群在此发生生存过。

王晓敏副研究员提出白石崖溶洞遗址动物化石的研究在不同层位时序上是否存在选择性，如何识别古人类在狩猎不同动物时的策略变化等问题。张东菊教授表示，从动物组合的时序变化上看存在体型变化，可能与环境变化相关，也可能是人类有意识地选择性狩猎。从石器技术上未见明显变化，遗址可供死亡年龄鉴定的标本数较少。

论坛下半场由开云app体育 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何嘉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改课主持。

何嘉宁、张改课主持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水洞沟第1和第2地点发掘研究进展

彭菲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普遍认为在距今5-4万年左右，古人类产生了丰富的基因交流。有学者认为在大约距今35000-30000年，中国北方石片工业中出现的装饰品和骨制品标志着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也有学者倾向于以石器技术的变化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界定在距今50000-30000年。无论如何，学者们都意识到中国北方在这一时段古人类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水洞沟遗址群位于中国北方季风边缘地带，紧邻毛乌素沙地，共包含12个地点，沿边沟河分布，其中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最为重要。两处地点自1923年被德日进和桑志华发现以来，历经多次发掘，包括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考古学家在内的众多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

2003-2022年，团队在高星老师的带领下，对水洞沟第二地点展开了新一轮发掘，获得了许多新发现。2003-2006年主要发掘T1和T2区域，出土的石制品以石核-石片为主，但CL5和CL7发现了石叶石核。此外，CL3发现了由贝壳做成的装饰品，CL2发现数量较多的鸵鸟蛋壳装饰品及碎屑。2014年-2016年，团队发掘T3区域，沿用之前的地层划分，但并未发现第四层。此次发掘中，CL1b、CL2、CL3均发现大量鸵鸟蛋壳串珠，且存在数量较多的半成品，反映了串珠装制品的本地制作流程。新的证据也显示古人类可能对鸵鸟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开发，不排除对鸵鸟蛋液的食用行为。CL3同时发现了一件经过改制的鹿牙装饰品。此外，新的精细化发掘中发现了细小的鸟类蛋壳碎片和赭石颗粒，体现了古人类对鸟蛋的采集和开发以及复杂的染色行为。在石器工业上，尽管多件存在具有石叶形态的长石片，水洞沟第二地点CL5-CL1a中均未发现石叶技术的应用，以石核-石片技术为主。发掘团队对第二地点的年代情况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堆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CL5-CL1a，称之为粉砂层，其年代大约为距今35,000~28,000年。该层之下为湖沼相的沉积，其年代大约为距今42,000~35,000年。

水洞沟第一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样取得了重要进展。发掘团队围绕80年代的发掘剖面展开工作。第一地点下层为更新世地层，发现了较多的IUP遗存，典型石制品包括宽面石核（又称扁脸石片），这类石核在打制中不更换台面和剥片面，往复剥片，会产生较多的石核边缘石片。此外，遗址还出土一件具有连续刻划痕迹的石制品。2018年-2022年，团队开展了更大面积的发掘。遗址第7层出土磨光石斧、蛋壳和贝壳装饰品以及磨盘，与裴文中先生在60年代的发现相似。现有的发掘情况认为，下部堆积仅存在一个较为单一的文化层，可以确认为IUP石制品面貌，出土典型长石叶和似勒瓦娄哇尖状器等，其年代很可能早于距今40000年，最晚可能到达距今33000年。

团队对第一地点的地层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该地点的堆积受到多次侵蚀，部分层位倾斜强烈。遗址第7层东部形成了一条冲沟，侵蚀了第8层，因此包含有大量第8层堆积的团块。8b层存在自东南向西北的强烈倾斜，影响了遗物的水平分布情况。这一发现同时解释了以往测年结果的矛盾情况。

这两处地点的文化面貌显示该地区40-28ka呈现出石叶-石片工业的前后相继的特点。但北方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阶段的文化特征并没有表现出与西北地区的一致性，而是更多的呈现了区域特点。现代行为并非现代人所独享的行为。在非洲地区，现代行为的出现甚至早于现代人本身。在欧亚草原上，人类的扩散与传播可能从未停止过。4-6万年这一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很可能是该时段人群数量增多导致不同人群文化交流增多的结果。

彭菲进行报告

“早期智人”相关术语概念的溯源以及演化地位的讨论

邢松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中更新世的东亚地区存在着介于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古人类类群，生活时代大约在60-10万年左右。他们与直立人类似，但在其他特征上又相似于后来的智人和尼安德特人。这些古人类的地域分布广泛，呈现出地域特色。

中国中更新世的新类型古人类分布范围较广，如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安徽黄龙洞人、哈尔滨龙人等。这些古人类具有“镶嵌”的解剖特征，体现在头骨、下颌骨、牙齿上。被用于指示这些类群的术语包括“早期智人”、“古老型智人”、“古老型人类”、“海德堡人”、“大荔人”等等。

“早期智人”这一概念于1976年被吴汝康院士提出并进行了明确定义。“早期智人”最初的拉丁名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英文直译为“early Homo sapiens”，后者使用较多。与该词关系密切且概念相近的另一个术语是“archaic Homo sapiens”，该术语的使用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并在80年代广泛使用，中文直译为“古老型智人”。“早期智人”和“古老型智人”及两种英文用法开始在中文研究中同时被使用。

这批古人类还有一种模糊的叫法“古老型人类”，对应英文包括“archaic hominid（古老型人科成员）”，“archaic hominin（古老型人族成员)”和“archaic Homo（古老型人属成员）”，这些英文词语在八九十年代在一些具体的化石研究过程中被提出。由于“archaic hominid”、 “archaic hominin”、“archaic Homo”这些搭配频繁出现在中更新世古人类的研究中，故部分研究者不再附加描述语句就将其以接近“古老型智人”的概念直接使用。

“海德堡人”于1908年命名为一个正式的人属物种，被认为非常接近尼安德特人和现代型智人共同祖先可能具有的形态，成员来自于中更新世的欧洲、非洲甚至亚洲。1981年，吴新智院士正式命名“智人大荔亚种”，2010年后，美国学者将其提到种一级别，用以代表东亚北方中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50年代，吴汝康等人根据马坝人头骨，命名了“直立人马坝人亚种”，后来直接被提到种一级别。2021年，研究者根据哈尔滨人头骨命名了人属新种龙人。

这些术语的提出多反映了当时古人类学科的主流观点和发展趋势，主要涉及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化石分类系统的合并与简化和20世纪70年代支序系统学思想在古人类研究中影响力的扩大。如果为了避开“智人”或其他种属单元的争论，最好使用古老型人类（archaic Homo）并加上时代和地域限制。近些年，更多的呼声要求对这一类人明确称呼。关于中国中更新世晚期的古老型人类一共有三个种名或亚种名，马坝人和大荔人提出时间较早，但是以直立人亚种的形式提出，不是真正的种名，因此龙人应当是更好的命名方法。然而，这两个名字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大量人类化石被归入到直立人和智人的时代，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伴随细致化石形态描述而提出的“大荔人”可能是更合适的名称。

关于东亚中更新世晚期古老型人类的演化地位，目前主要有3种观点：一是本土直立人向现代人连续演化的过渡类型，这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核心观点。二是属于海德堡人，部分学者将大荔人直接归入其中的亚种。三是丹尼索瓦人，夏河人的DNA分析证实了其属于丹尼索瓦人。贝叶斯支端定年法构建的人属系统发育树显示，夏河下颌骨化石与哈尔滨、大荔、华龙洞、金牛山发现的人类化石位于同一演化支，进一步加大了这一类古人类是丹尼索瓦人的猜测。基于近年来新的形态、分子、年代、考古证据还可提出另外3种可能性：四是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支系分化之前分离出来。这一观点认为尼安德特人的自有衍征和遗传结构在欧洲人类化石上的出现时间非常早。目前，东亚早期智人没有明确的尼安德特人特征，那么东亚“早期智人”的起源可能发生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支系还未分化、尼安德特人的自有衍征出现在欧洲之前；五是由欧洲不属于尼安德特人支系的中更新世人群迁徙到东亚形成；六是在中更新世由非洲扩散而来。这是因为东亚“早期智人”的部分形态特征已经接近智人，同时非洲出现了类似的解剖结构，且时间早很多，故可能存在迁徙情况。

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具有较高的形态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一，具有较多中更新世人类的共同特征；二，具有较多原始特征；三，具有较多进步和现代人的特征；四，具有独特的形态特征组合（如巨颅）和其他古人类成员（如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结果无法排除中更新世晚期的东亚同时存在多个古人类类群或多条人类演化支系的可能性，“早期智人”还需要利用形态分析、大数据、古DNA等方法进行更多研究。

邢松进行报告

黑龙江旧石器原料的开发利用策略研究

李有骞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以往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涉及到黑龙江的考古材料较少。黑龙江最早的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比较认可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是70年代的十八站遗址。80-90年代，国内外学者在哈尔滨附近的阎家岗、学田、交界和齐齐哈尔附近的大兴屯等遗址进行了许多的工作。近年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流域、嫩江流域、小兴安岭等地发现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嫩江流域重要的遗址为西山头遗址和林富遗址。西山头遗址于2017年进行了试掘工作，文化层测年结果为距今28112-27660年。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包括石叶和小石叶，工具包括尖刃器、钻器、刮削器和砍砸器，主要以石叶或细石叶为毛坯，另外发现一处火塘遗迹。对石制品的研究认为剥片方法很可能是软锤锤击法。林富遗址进行了试掘工作，年代为距今2万年左右。遗址出土石核、石片和各类工具，剥片方法包括简单剥片和少量转向剥片。出土大量各个阶段的细石核，以船型细石核为主，还有少量楔形细石核。

小兴安岭的南部和北部也有一些发现，包括桦阳遗址、桃山遗址，四分场遗址、鹿场北遗址，比较重要的是桦阳遗址和桃山遗址。桦阳遗址位于松花江一级支流汤旺河左岸二级阶地上，2012年发掘1000平米，发现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早期为距今18800—17800年；中期为距今14300—14000年；晚期为距今约4100—3900年。早期石制品数量较少，包括石叶、细石叶、细石核和以石叶为毛坯的工具，石制品原料比较细腻；中期石制品数量丰富，约3万件，主要包括两类石制品。一是采用间接法剥片的石叶，二是大量两面器，以及加工两面器形成的加工石片。此外，还发现少量磨制石器。桃山遗址的堆积也被分为三层，石制品原料较为优质，但遗址出土的两面器数量较少，可能与发掘面积较小有关。

黑龙江东南山地约4平方公里，2007年以来在海浪河、穆棱河、绥芬河流域开展调查，发现100余处旧石器遗址，多数为旷野遗址。这些遗址发现一些石叶石核、细石叶石核、少量两面器、端刮器和大型砾石工具。这些遗址的年代大体处在距今25000-15000年之间。

近些年，围绕这三个区域进行了一些原料溯源的工作。嫩江流域常见的旧石器原料是凝灰岩，以结核或条带状夹杂在火山喷出岩即甘河组玄武岩内。小兴安岭南部地区的原料包括霏细岩和带状流纹岩。在小兴安岭北部的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黑曜岩石制品，并确定了本地的黑曜岩产地。以桦阳遗址的原料分析工作为例，遗址的石制品以带状流纹岩、霏细岩、霏细斑岩、晶屑凝灰岩、英安岩为主要原料。霏细岩大多用来制作小石叶，带状流纹岩用来制作两面器，这些原料为附近采集。遗址也发现有黑曜岩制品13件，应为远距离来源。整体分析，遗址应当只是整个石制品操作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更多的制作环节应当在遗址之外进行。在遗物空间分布上来看，流纹岩和霏细岩石制品在分布上区分较为明显，可能暗示了不同原料的分别操作和加工。

整体来说，黑龙江省石制品原料岩性多样，获取方式包括采集砾石和开采，体现出各区域、时代和工具类型上的差异，对理解史前人类技术水平、资源利用、行为模式及文化演进具有关键意义。

李有骞进行报告

长白山地区旧石器考古新进展

徐廷

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长白山地区处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缘，日本海的西侧。因此在气候方面与临近地区不同。该地区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地区，火山地貌发育。长白山地区作为联系中国、华北、蒙古、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枢纽区域，对讨论东亚现代人的起源和扩散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石器小型化的趋势。作为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技术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该地区的遗址成为细石叶技术起源的关键证据。此外，由于长白山地产出的黑曜岩是可追踪的石制品原料，该地区更成为进行石制品原料分析，乃至讨论人类迁徙与扩散的重要区域。

近年来，在“考古中国”项目的支持下，和龙大洞遗址和抚松枫林遗址持续的发掘和研究取得重要收获。和龙大洞最早发现在2017年，位于图们江左岸的玄武岩台地上。整个遗址至少包括9个层位。光释光和碳十四测年将遗址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文化距今50000-30000年，为⑥-⑨层。该文化层表现出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原料以黑曜岩为主。该层发现大量动物化石，多件骨骼上见有切割痕，显示出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中间文化层年代距今28000-24000年，为③-④层、该层被认为是早期石叶技术开始出现的时期，出土端刮器、细石叶等较为规整的石制品。此外，第④层中疑似发现原生活动面，见有垒砌大型石块的现象。第三期文化年代距今1.7-1.5万年。该期发现典型细石叶技术，出土石制品面貌比较丰富，比如手斧、两面器、更新石叶石核的石片、雕刻器，具有刻划痕的石片等等。大洞遗址文化遗存连续，对遗址细石叶的研究表明大洞遗址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压制细石叶遗存之一。此外遗址发现一些有意磨光的产品，暗示了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磨制技术发生。

抚松枫林遗址位于长白山天池西侧，分为三个地点。第一地点位于山脉鞍部，保存情况较好，堆积深厚。第二、第三地点保存相对较差。第一地点文化层主要是②层和③层，年代为距今24000-17000年。遗址以黑曜岩为原料，出土楔形细石核、船底型细石核和大量细石叶，工具类型主要为雕刻器和边刮器，局部磨光的石器。遗址第二地点石制品原料类型多样。针对优质黑曜石，采取石叶、细石叶技术，精心预制石核并压制高度标准化的石叶、细石叶产品；针对砂岩、闪长玢岩、玄武岩等，则根据原料特性采用锤击法剥片，生产石片、工具等。遗址的石器工具组合为典型的晚期组合，包括端刮器、边刮器和雕刻器。枫林遗址弥补了长白山地区细石叶技术发展从早期压制剥片技术向成熟细石叶技术发展的缺环，对揭示古人类对高纬度地区极端环境的适应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围绕长白山地区天池周围的旧石器工作成果颇丰。调查发现了分布巨大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获得了了大量不同时代、不同分布地点的黑曜岩制品、原料和标本，特别是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品相相对完好的黑曜岩岩块，获取并建立了黑耀岩原料数据库。对多处遗址的发掘研究清晰展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从小石片向石叶-细石叶技术转变并发展成熟的重要过程。因此长白山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对探讨东亚与东北亚史前文化演化、人群扩散与环境适应等关键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徐廷进行报告

河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小石器技术遗址中的一些新的技术与行为观察

王法岗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小石器也被称为石片石器，是中国北方最早出现的石器技术，也是中国北方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器技术，被认为是本地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但由于小石器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遗存长期被认为在百万年的发展历史中缺少典型的可识别的变化，往往被学者们忽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小石器技术遗址被发现、发掘和研究，产生了更多新的突破。距今5-3万年是中国北方石器技术发生突变的前夜，重新梳理、检验该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助于我们理解小石器技术发展的流向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革命发生的过程。本次报告涉及的遗址包括爪村遗址86019地点、下马碑遗址、南台子遗址、新庙庄遗址、水帘洞遗址。

爪村遗址86019地点于1986年发现并于1986-1988年持续发掘，动物骨骼的碳十四测年和相关地点的光释光测年显示遗址年代大约在在距今4.5-4.2年万年左右。86019地点出土的石制品数量非常多，经过整理的地点明确的就有4000余件，整体展现了石核-石片的技术特点。该地点一个发掘探方出土的石制品中出现具有细石叶技术萌芽状态的石核，台面进行了复杂修理，保留有大量两侧接近平行的长石片疤痕。石制品中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两边接近平行、背面有一条或者两条脊的长条形的石片，形态类似于石叶，反映了较固定的剥片模式。

阳原新庙庄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中部南缘的深山中，2022-2024年展开了持续的主动性发掘，发掘了5个地点，堆积年代涵盖了距今12万-1.5万年，包含六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层，5万年之前文化层保持石片石器技术传统。比较重要的在4.5-4.2万年的文化层上部发现了石叶技术石制品，包含石核、石叶、琢背刀等，石叶技术特征明显，是华北地区首次发现该类技术遗存。

蔚县下马碑遗址于2013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为12平方米，文化层年代为距4万年左右。遗址揭露的古人类活动面，包括一处形状规矩的火塘和一处研磨赭石颜料的遗迹。此外还发现了微小石片装柄使用的证据。遗址石制品表现出石片石器传统，但是石制品尺寸较小，大多小于20mm，体现了石器小型化的趋势，整体缺少精制加工。但是赭石颜料的加工、微小石片的复合工具以及营地有规则的布置等体现出复杂的现代性行为特征。

蔚县南台子遗址与下马碑遗址距离较近。上文化层为细石叶技术，下文化层年代为距今3.3万年前后，为典型的石片-石核技术。下文化层发现少量经过反复灼烧的石块，表面少明显的龟裂的痕迹，研究发现它们并非热处理后用于制作石器的原料，研究团队推测可能暗示了石煮法的应用，也体现出古人类行为复杂化的特征。

平山水帘洞遗址于2009年发现，2010年展开发掘。遗址剖面上有大量经过水流微弱改造的灰烬层，可以被分为4个层位，碳十四测年在距今4-3万年之间。遗址发现密集的石制品和大量动物骨骼，石制品为典型的石核-石片技术传统。在第二个文化层发现小面积的有规律铺设的砾石遗迹，经研究认为石块应当为有意识堆砌的地面。此外，遗址发现一件黑曜岩石片，应当是远距离传输的石制品成品，但目前的微量元素测定结果无法确定黑曜岩的产地。

总体来看，距今5-3万年，这些仍然以小石器技术石制品为主的遗址出现了新的石器技术与行为特征，石核的定型化预制修理更加明显，核体、台面出现复杂的预制修理，剥片流程固定化，工具的修理更加精细化，器型复杂多样，精制品数量变多。出现了小石叶、似细石叶石核母型的石制品。此外，与小石器共存的人类行为出现复杂化倾向，比如使用颜料、用火、烧石等等，但这些现象在不同遗址中不是同步出现或者均衡出现，体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这些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小石器技术的内涵，为探索小石器技术的发展演变与早期现代人演化模式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然而，田园洞在4万年前后有现代人DNA的证据，而小石器技术在3万年后产生剧烈变化。在华北地区普遍缺少典型IUP遗存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小石器技术的变化与发展，理解华北地区在现代人起源和扩散上的意义，将成为未来考古研究的重要问题。

王法岗进行报告

华南晚更新世人类行为复杂化的个案——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的新发现

郑喆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濛溪河遗址是四川盆地中部资阳市的一处饱水遗址。遗址位于四川中部的丘陵地带，紧邻濛溪河。遗址发现于2021年，因洪水冲毁河岸而暴露。经同步开展的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发现包括濛溪河遗址在内共11个遗址点组成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2023年，濛溪河遗址展开工作，经科学精细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全部系统采样。

濛溪河遗址的堆积可以分为三组沉积单元，最下部为主要文化层，共分为6层。人类主体活动年代为距今8/7-6万年，距今6万年后遗址遭到破坏。遗址保存的遗存数量巨大，已经发现超十万件石制品、动物骨骼和化石碎片，还发现数以万计的植物种子、果实、古树、木块等有机质遗存。从遗存平面分布图来看，遗址存在较明确的功能分区。因此，遗址被认为是复合型中心营地。

濛溪河遗址保存了罕见的全要素遗存，尤其是特殊埋藏环境保存的大量有机质遗存，在同期、同类遗址中前所未有，显著地增加了历史的丰度和信度。濛溪河遗址的石制品超过95%为硅化木。石制品尺寸多为中小型，工具主要类型为刮削器，是华南地区少有的小型石器组合，延续时间较长。与遗址展现了复杂人类行为不同的是，石器技术上是典型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未见莫斯特技术等其他的旧石器中期的石器技术。

遗址出土了较多的木器和骨器，显示濛溪河古人类具有复杂多样的技术体系。另外，除常规的带尖或刃的木器外，有木质遗物上有较明显的被劈砍的痕迹，显示对木材料的利用并非仅用来制造尖锐部分，或许指示了木材料的其他用途。

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数以万计，包括了数十种大中小、水陆空、食肉食草类等类型多样的动物，如披毛犀、熊、野猪、鱼、鸟、竹鼠、蛇等等，其中许多材料为首次发现，将古人类水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为的提前至距今7-6万年乃至更早。遗址还发现至少 30 余种在旧石器遗址中难以保留下来的植物、植物果实和种子，比如大型古树、橡子、核桃等等，大部分植物处于人类食谱范围内，且存在人类利用植物材料的证据。另外部分果实和种子可能是人类采集而来。如此种种体现了古人类的对动植物资源的深刻认识和广谱利用。

同时，遗址还发现人类复杂多样的行为，例如切割、连续刻划、琢制、钻孔等行为证据，其中在石器、骨骼甚至可能在植物上的刻划等是国内甚至国际最早，或可能反映古人类有意识的抽象行为。遗址还发现用火的证据，比如烧过的木炭、猛犸象牙。最新的发掘发现了火塘、烧过的黏土块以及两堆烧骨堆，其中存在烧过的大型动物头颅。遗址出土的一些植物遗存中发现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如接骨草等，或指示人类的药用植物利用行为。

总结来看，濛溪河遗址构建了一个距今六七万年左右的“不简单”的古代社会，展现了一个复杂的、立体的、综合的、系统的人类行为模式图景。传统研究认为，现代人大约在距今45000年左右到达北方，距今60000年左右到达南方。但濛溪河遗址的上限年代是传统意义上现代人还未到达东亚之前，却体现了复杂综合的人类行为。因此，该遗址为了解晚更新世狩猎采集者的生计策略和复杂行为模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讨论中更新世以来的人类和人类行为复杂性提供了更多证据。

郑喆轩进行报告

下午场讨论

与会学者主要对三个问题展开讨论。首先，陈发虎院士提出东北地区是否发现了早于2.4万年的遗址？徐廷副教授表示，扩至整个东北地区，金牛山人距今将近30万年，年代相当的还有庙后山遗址。在长白山地区最早的有桦甸仙人洞遗址，下文化层年代测定在16万年前后。和龙大洞遗址最早的层位距今约5万年，发现有明确的对黑曜岩的开发利用。枫林遗址处在末次冰盛期，古环境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海的封闭性可能对局部气候造成影响，在这一时期该地区可能相比其余地区温暖。

继而，关注点来到南方地区，陈发虎院士表示，濛溪河遗址报告中涉及的人类行为复杂性很强，该遗址人群是否可能为现代人，资阳人的研究现状又如何？郑喆轩副研究馆员首先表示，资阳人头骨化石是采集的脱层标本，没有直接测年的数据，体质人类学家观察认为其属于距今约3万年的晚期智人头骨。关于遗址本身，从石器技术来看整体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未发现预制特点。另外，该遗址年代为距今9-6万年，在6万年前后这个遗址就已经被破坏了，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现代人到达南方可能在6万年前后。计划开展古蛋白研究，试图寻找人类化石遗存，探寻可能的线索。

最后，高星研究员提出中国境内早期智人与直立人形态变异是否存在区别与规律？邢松研究员表示，中国境内的直立人总体而言在一个变异范围内，早于100万年的化石材料相对距今70-40万年的材料而言变异更大。从现有的化石证据来看，距今30-10万年，古老型人类间形态变异非常大，人群多样性增加，此时正是现代人起源的时期。陈发虎院士进一步提出古老性人类如何起源，其与尼安德特人的关系如何等问题。邢松研究员表示，古老型人类的来源目前仍不能确定，近几年对直立人的重新梳理及对其内外部结构的再研究结果使得其作为早期智人祖先的可能性在减弱。另外，这二者之间的时代似乎并没有发生重叠。目前看来，古老型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关系更近，而与整个非洲的现代人演化支系稍微更远一些，因而从当前认识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在距今约80万年在非洲一次成种事件中该人群形成，继而一支不那么典型的尼安德特人往欧亚大陆迁徙形成中国境内的古老型人类。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