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这次暑期发掘项目之前，匈牙利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含义不甚明了的词语：一个中欧内陆的发达国家，李斯特和裴多菲是最有名的匈牙利人。再多的了解可能是诸如“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后代”之类的印象（后来被证明是不对的）。正因为这次交流活动，我才感受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匈牙利；它对于我来说不再是一个遥远神秘的国度，而变成了一个我了解并居住过的国家。

　　在收到索尔诺克郡雅诺思博物馆（Damjanich János Museum）寄来的邀请函后，我开始试着了解匈牙利。除了浏览维基，还向参加过该项目的师姐了解情况。但是真正感受到这个国家还是在到达目的地以后。走出布达佩斯机场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但是该项目的联系人可茉还是亲自到布达佩斯机场接站。她是罗兰大学的博士生，曾经在北大做交换生，并且曾在周公庙实习，因此认识当时亦在周公庙实习、此次发掘项目与我同行的周扬同学。在交流期间，除学术问题和比较复杂的表达外，可茉坚持和我们说中文；因此我也渐渐放弃和她说英文，改用中文交流。

　　我们乘坐可茉先生彼得的车前往索尔诺克，到达驻地已十二点多。实习期间我都住在罗兰大学在索尔诺克的学生宿舍，本季度专门提供给在周边发掘的老师和学生。尽管蹑手蹑脚走进宿舍，还是吵醒了室友。室友名叫Adrienn，英语说得不好，但是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们一直相处十分愉快。她无偿向我提供了个人无线网络，使我在交流期间可以通过网络和家人联络。像室友一样，我遇见的大部分匈牙利人都十分友好，尽管语言不通，但会尽其所能帮助别人。匆匆卸下行装，在奔劳了二十余个小时后，终于可以安然入睡了。

　　来到索尔诺克的第一天我们不必上工，需要熟悉周围环境。早上起来，我决定先探索一下宿舍楼。宿舍房间虽然不大，但是基本设施齐备。房间内有卫生间，提供24小时热水。每楼层都有垃圾间和洗衣房，每三层楼有一间厨房。宿舍楼一层的天井处有一个活动中心，只是从来没有学生使用。活动中心旁边是一个小型图书馆，可惜假期不曾开放。

　　宿舍楼位于索尔诺克市中心的南部边缘，蒂萨河（Tisza River）岸边。索尔诺克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尽管在二战时遭到严重损毁，但是很多历史建筑已经重建。出宿舍楼向东走，可以看到Franciscan天主教堂。该教堂建于十七世纪，目前仍在使用，每周六、日举行弥撒。再向前走则是建于十九世纪末期的犹太教堂，现为索尔诺克美术馆。自美术馆向北便是Szapary街，街道两旁的建筑是匈牙利新艺术主义（Art Nouveau）建筑的典范。值得一看的不仅仅是历史建筑，小巷中的民居也十分别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暑期交流项目的承办方——索尔诺克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市政厅对面，门前有一个喷泉广场。博物馆有着淡黄色的温暖色调；每当阳光照进四栋楼围合的天井，灿烂的黄色墙壁便闪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推开厚重的雕花木门进入门厅，便可看见Damjanich János将军的雕像，该博物馆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博物馆共有三层，一层为索尔诺克郡的考古发现及民俗展览；二层为画廊；三层是考古图书馆。

　　该博物馆的展陈与国内同类博物馆有所不同。这里的展陈有大量的场景复原；尤其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房屋的复原，在展陈中占据了很大空间。同样的关注重点也体现在考古学中：在匈牙利国家文化遗产部出版的《匈牙利考古》中，对居址而非文化面貌的介绍被放在最前面，并且占据较大比重。展柜多高度大于宽度，并且注重利用纵向的空间：十数件展品被安排在同一空间中，略显杂乱。展厅内的色彩以灰、蓝为主，十分雅致协调。展陈比较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和提升观众的参观感受。在民俗展厅中有制陶作坊，可供观众亲自体验制作陶器的乐趣。考古发现展厅中则随处可见置于地上的坐垫，供观众休息。在匈人（the Huns）展厅中的背景墙上绘有关于阿提拉（Attila）故事的连环画，用简单有趣的方式讲述一段复杂的历史。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所有的展品说明均为匈牙利语并且没有英语，使不懂匈牙利语的观众无法理解展品信息。另外，这些说明牌仅标明了展品的名称和出土地点，而未标明展品的年代及所属文化，令人对其研究的科学性产生质疑。

　　索尔诺克郡的考古发现展从中石器时代的发现开始，到土耳其占领时代（conquest period）结束。新石器时代的展柜展出了线形陶器文化（Linear Pottery Culture）的陶器，人形陶塑及有人形装饰的陶器残片。人形陶塑属于新石器早期的Koros文化。从大量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人形装饰手法在大匈牙利盆地甚至是潘诺尼亚盆地（Pannonian Basin）都是长久存在的传统。线形陶器文化始自新石器时代中期，索尔诺克所在的大匈牙利平原位于Alfold Culture的分布范围之内。该文化陶器制作较为精美，大部分为泥质红褐陶，以单鋬或双鋬的罐类器物居多。陶器腹部多装饰几何线形刻划纹饰，该文化亦因此而得名。

　　在匈牙利考古学界，红铜时代（The Copper Age）作为独立的文化发展阶段，被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分离出来。学界很早便接受了这个名称，以至于其独立性被当作理所当然，从未受到挑战。在1876年，Ferenc Pulszky根据当时已发现的42件红铜制品提出应当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间加入红铜时代。关于该时期被作为独立时代处理的正当性，在《匈牙利考古学》中有所论述。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潘诺尼亚盆地的气候急剧变冷，适于谷物耕作的大西洋气候（Atlantic Climate）被亚北气候（Subboreal Climate）所取代，该地区的生计方式由农耕转变为畜牧。动物饲养促使得牛耕、轭具及畜力拉动的有轮车的发明成为可能。在这个时期，蒂萨河流域由新石器时期的单个大型聚落为主转变成小型高密度的聚落网。红铜器和金器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物，而有意识地使用这两种金属器皿极大地促进了冶金业的发展。红铜器多为锻打而成，已有少量铸造产品。红铜时代早期Tiszapolgar文化的扁斧（axe-adzes）形态十分独特。在巴登时期（Baden period），由于潘诺尼亚盆地的地表铜矿枯竭，红铜生产急剧衰落。东欧和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e）北部的人群的迁徙打断了各个制铜作坊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亦造成了红铜制造业的衰落。本书对于红铜时代独立性的论证明显体现了唯物论观点和生态决定论的影响，气候变迁和生计方式的转变显然构成了整个逻辑链条的起点。然而，这个看似具有说服力的论述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在生计方式和使用红铜制造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只能说与其前后的历史阶段相比，这个时期的生计方式、聚落形态、社会象征等文化的重要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视其为单独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冠之以红铜时代之名，还需要更加坚实的证据与严密的推理。

　　青铜时代中期蒂萨河地区的Fuzesabony文化展现了高超的陶器制作工艺和审美品味。该文化以各种形制的陶罐为主，表面均磨光，器壁较厚，腹部装饰浮雕的旋涡纹。可惜展厅中几乎不见红铜和青铜制品。铁器时代的展厅展示了斯基泰人（the Scythians）、罗马时代的野蛮人（Barbaricum）萨尔玛提亚人（the Sarmatians）和征服时期（the Conquest Period）土耳其人的遗物，包括武器、腰带、项饰、钱币、金属器皿等等。

　　位于博物馆三层的考古图书馆收藏了上万册报告、图录、年鉴等书籍与考古学报刊，其中不乏有一二百年历史的珍贵书籍。其中绝大部分为匈牙利语书籍，另有一些德语和俄语报告和研究文集，英文书极少。因为我们不懂匈牙利语，无法利用这些书籍，只能看图片，甚为遗憾。

　　简单的休整过后我们便开始参与发掘。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末休息。由于工地距驻地较远，每天早上八点需乘坐工地负责人的车前往发掘区。中午十二点休息，需自备午餐；下午三点下工。在交流期间共参观、发掘了四个工地，均位于Tiszapuspoki。tiszapuspoki-felso-foldek遗址由雅诺思博物馆主持发掘，是我们停留时间最长的工地。我们在tiszapuspoki-karancs-haromag遗址参观并发掘了四天，在Besenyszög-Berek-ér-part遗址参观一天并参与绘图。除此之外，还参观了tiszapuspoki-holt遗址和两个土丘（tell）型遗址。

　　索尔诺克坐落于大匈牙利盆地（Great Hungarian Basin）的中部，蒂萨河穿城而过。虽然多瑙河亦流经匈牙利，但是匈牙利人似乎对蒂萨河的感情更深。蒂萨河是匈牙利境内第一大河，被匈牙利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这个称呼并不过分，因为蒂萨河的确孕育了匈牙利最早的文明。作为蒂萨河支流的发源地，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南麓地区发现了若干早、中期旧石器时代的地点；而蒂萨河的主要流域——大匈牙利盆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则是Koros文化的分布区域，索尔诺克亦是著名地点之一。Tiszapuspoki地区遗址较为密集，延续时间从新石器时代直至罗马时代，包括萨尔玛提亚人、匈奴、阿瓦尔人（the Avars）的遗迹与遗物。

　　和很多中国考古工地一样，felso-foldek遗址的发掘是为了配合基建工程。该工地未采用探方发掘法，而是在钻探后直接发掘遗迹单位。实际上在匈牙利参观的四个工地中，始终未见探方，都是直接发掘遗迹。该工地并未像之前传说的那样不使用民工；除博物馆研究人员和学生外，有十几位民工协助发掘。与中国不同的是，工地没有见到技工；民工即相当于技工，不负责出土，与学生一样一人负责一个遗迹单位。Foldek遗址面积很大，主要分为两个区域，北侧是萨尔玛提亚人的作坊，南侧为墓地。萨人的作坊与中国所见不同。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制铜或制骨作坊多为储存坑或废料坑，至于工匠们的工作区域则很难辨认。而这里发现的作坊区就是工作区，因为发现了大量的圆柱形工作坑（working pit）。但是具体的加工产品却不清楚，很有可能是木制品等易腐烂的有机物。萨人的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亦有圆形。墓葬深度极浅，不到一米。墓向比较混乱，即使是一个墓地内也不统一。较大的墓葬周围有圆形或半圆形的围墓沟，墓地周围没有环壕。

　　由于不懂匈牙利语，我们只能发掘而不能参与资料整理。我和同学被分配了一个小型墓葬。在工棚内领取了大大小小十几种工具，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欧陆的考古学家在发掘工具上花了很多心思，各种工具应有尽有，不同的工具用来做不同的工作，特化性强，是真正的“工具套”（tool kits）。由于没有民工，我们需要自己去表土。虽然只是两米长的小墓葬，挖掉表土也是十分困难的。清理了40厘米厚的表土，终于见到了人骨。本以为可以亲手发掘萨人的陶器，没想到此墓除了残存的一块髋骨和一节股骨外没有任何其他遗物。后来也未能再发掘墓葬，十分遗憾。除发掘墓葬外，我们还测量并绘制了几个灰坑的平面图。

　　由于未参与整理，并且我们对于萨尔玛提亚人的文化面貌不甚了解。可茉向我们展示了该遗址出土的一些还未入库的陶器和小件。包括青铜胸针（fabula）、骨梳等。萨尔玛提亚人的陶器较为厚重，制作相对粗糙。进口自罗马的陶器称为terra sigilatta，字面意为“特别的泥土”。这种陶器做工十分精美，多为泥质红陶，其上有丰富细腻的纹饰。萨人亦会仿制terra sigilatta，但是差别较大，容易分辨。

　　Tiszapüspöki-Holt遗址紧邻foldek遗址，位于其西侧，占地126,998m²。该遗址发现了萨尔玛提亚人的作坊、房屋、墓葬和陶窑，遗迹密度较大。该遗址与foldek遗址关系不明，有可能是同一时期不同人群的聚落。遗址所见一陶窑形制奇特，底部铺满碎陶片。

　　在匈牙利，遗迹清理有一很大的特点，就是不寻找边界。不论是墓葬、灰坑还是工作坑，均将边界刮平。因此，所有的坑壁全无当时修建时工具的痕迹，而是修整得十分光滑平坦。这样做的理由也许仅仅是照片会比较美观，但是却损失了很多信息。

　　Besenyszög-Berek-ér-part遗址距离蒂萨河较远，占地49,176m²。我们在此遗址绘制了几个灰坑的平面图。

　　为期三周的发掘很快便结束了。由于只参加了几个遗迹的发掘与绘图，并且未参与整理，因此对匈牙利考古的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但是从短短的几天发掘中，还是可以体会到中国与匈牙利考古的不同。

　　首先，匈牙利田野工作的程序与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的考古学家更像是图书编辑：一旦确定了要出版计划，就要联系作者、监督装帧设计及印刷。同样地，田野工作者一旦接管一个探方或墓葬，就要负责发掘、测量、绘图、采样、提取遗物等工作。也就是说像图书编辑一样，要从头至尾负责接管的工作。而在匈牙利则不同，田野工作更像是流水线——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工作。发掘的人只做清理工作，拍照的人只管拍照，甚至连遗迹的测量也由专人负责。这样工作效率可能较高，但由于同一个遗迹经手不同的工作人员，对其认识的完整性会受到限制。

　　第二，在遗迹的编号与记录上亦有区别。中国的田野工作者会在现场对遗迹性质作出判断，并以大写子母指代不同的遗迹类型。匈牙利考古学界具有类似遗迹单位的概念，因此不使用context编号法。但是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不管何类遗迹均统一编号；也就是说从遗迹编号不能看出遗迹的性质。在匈牙利，遗迹统一被记录为object，层位称为strat，每个遗迹都要填一张表格。实际上object即相当于遗迹单位，但是没有堆积单位的概念。

　　第三，匈牙利考古学界并不像中国这样重视陶器的谱系与分期研究。匈牙利史前时期的陶器研究不存在类型学，更像是一种描述与客观呈现；至多也只是分类学。原因是新石器时期各个文化的陶器面貌过于多样、复杂，只能进行简单分组，无法进行传统的类型学分析，更无法划出文化圈。

　　另外，匈牙利的考古发掘多由地方博物馆或大学主持，而非地方考古所。实际上，在匈牙利似乎没有类似的单位，只是有一个国家文化遗产部（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Culture Relics）其职能类似于国家文物局。在匈牙利，地方博物馆不仅是研究机构，更是主持发掘的机构。而大学主持的发掘也不仅仅是为教学。匈牙利考古学界没有类似《田野操作规程》这样的文件，田野中的具体操作多由发掘者自己决定。甚至连记录方式（documentation）也没有一定之规，各个发掘单位自己设计表格。

　　此次匈牙利之行使我受益匪浅。在索尔诺克的发掘让我了解到不同于中国的考古传统；只有知晓他人，才能更好地反思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此类交流活动，通过这个平台，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